我所知道的方成先生

（ 文中漫画均为资料图片 ）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去世，享年百岁，我称他“方伯伯”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他与先父张高峰是总角之交，既是中学大学同窗，又是新闻界同行，有过半个多世纪的情谊；我自幼就知道他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直至我也年近花甲，仍不时得到他的教诲。

半个世纪的情缘

方成本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论起来还是孙中山先生的族人。方成的祖父很早就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父亲在平绥铁路（北平到包头）局做职员，因此他出生在北平，一生除了小时候回乡，读大学在四川，短时间辗转上海、香港外，在北京生活了80多年，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

1933年，方成考入北平弘达中学，与同龄的张高峰成为好友。1937年，北平“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抗战爆发，方成与张高峰分别南下，一个休学回乡，一个从事抗日宣传。方成1939年北上入川，到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就读化学系，张高峰1940年以同等学力插班入读武大政治系。好友重逢，分外亲切。1942年毕业，方成到距乐山不远的五通桥黄海化学研究社工作，张高峰被重庆大公报派往中原做战地记者。1944年中原会战后，张高峰回到重庆负责川西报道。“黄海”是著名的“永久黄”化工实业团体骨干，张高峰多次采访，每次必去看望方成。

1946年，方成到上海重谋生路，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绘图员，后来才走上以漫画为终生职业的道路。当时，张高峰做大公报记者，方成说，“我的第一幅见报漫画，就是经高峰推荐发表在北平新民报上，后来又推荐连续发表在上海大公报。”“方成”这个笔名也是那时开始使用的。“我妈姓方，‘成\’字好写，两个字的笔画都比我本名少得多。”方成的解释就这么简单。

1949年，方成从香港回到北京，步入新闻界，与张高峰成为同行，联系更密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报与人民日报宿舍都在永安路上，我们两家仅一路之隔，甚至孩子上学都在同一学校，自然过从甚密。记得三年“度荒”时，家里伙食有点改善，父亲就会吩咐我们“去喊方成来”。

永安路的那段日子，是我父亲与方伯伯来往最方便的一段时光。“文革”中，他们都未能逃脱厄运，彼此通信也只能互勉保重。1972年，在河南五七干校“改造”的方成还专程跑到天津，看望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做了农民的张高峰。

我父亲晚年多病，几次住院。方伯伯知道老友在拼命写作，每次来信都会叮嘱他注意休息、保养，来日方长。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到天津探视，两人还曾抵足而眠，彻夜长谈。1989年春，我父亲病重，方伯伯又一次从北京赶来。他是父亲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同窗好友。

方成的艺术道路

方成最早画画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父亲说他上课时就喜欢在本子上画“小人儿”，都是古典小说里的人物。1935年他们参加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时，他就负责画抗日宣传画。方成画漫画起步于武汉大学。当时，武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演话剧、办壁报是方成与张高峰共同的爱好。其中“黑白社”出的壁报，每期都有方成署名“利巴尔”的幽默漫画，反映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景，连宿舍里跑老鼠、捉臭虫都“入画”，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鲜为人知的是，方成在黄海化学研究社四年，虽然工作是化学实验，却没有放下画笔，画了不少人物肖像速写，包括范旭东、侯德榜、孙颖川，现在都成了珍贵纪念。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方成主要画连环幽默漫画，单幅作品少，但风格开始逐步转向讽刺，主题包括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后来避居香港，就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在香港，他画表现市井生活的四格漫画，每天要跑出去观察社会生活，发掘生动细节，触发感想，融入作品。

1949年，方成步入新闻界，主攻国际新闻漫画，名噪一时。偶有讽刺作品，难免“引火烧身”，直至“文革”中被诬陷、搁笔。浩劫过后，方成的一幅《武大郎开店》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漫画佳作，从此再次进入创作高峰期，并且频繁巡回办画展，开讲座。他把国画水墨技法引入漫画创作，兼写杂文、评论，后来更转入幽默与讽刺的理论研究，不断出版新著。

养生“秘诀”与达观心态

方成有一首打油诗广为流传，诗曰：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这是他对自己生活的生动写照。

熟悉方成的人都知道，他酷爱骑自行车。2002年，方成84岁。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说，哥哥姐姐多年没见您，我们准备一起去拜望。他说，你们不要跑，我骑车过去。你们报社的路我熟（他常来我供职的报社参加漫画评比、座谈）。我一再劝阻，但他坚持，说骑车也是锻炼，还加上一句“上车就有座儿”。我笑着只得依从。那天，方伯伯从金台路骑自行车到北二环安德路，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其实，他走路也很快，记得他70岁时与我同行，我要加快步伐才能与之并肩，而我的年龄仅及他半数。

方成很忙，为什么要忙？忙到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我父亲聊天，说到访问日本的感受，特别提到日本人讲求速度和效率。他说，“文革”耽误了我们十年，少做了多少事情啊。我们这一代再也耽误不起了，要抓紧时间做事情，还要从头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后来，他给我父亲的信中也一再说起同样的话题：“……兄多保重。我们虽然都是小人物，但也是国家财富之属，多干一年是一年为后人多留些遗产。”我“每天从早晨六点多起床，到晚上十一点，除有人来或有非看不可的电视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几乎都在工作，包括假日。”为了快干多干，耄耋之年的他居然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方成很达观，也很坦诚。他住了20多年局促的宿舍，画室不过十多平米，一张画案占据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空间，加上小沙发、茶几、餐桌，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画稿，给人印象乱糟糟。方成却说，乱中有序，他自己能够找到需要的资料。由于空间有限，写作、画画常常要挪开许多东西以腾出地方，甚至打开折叠小餐桌才能落笔。画室兼书房，连会客、吃饭，方成戏称“多功能厅”。但他同时“声明”：“我能随遇而安，虽然心里并未以此为乐——我还没有那样的涵养。”

大凡名人，多忌讳自己曾经不大“光彩”的事情。方成不然。譬如，有人说他当年从香港到北京，赶在开国大典前参加工作，获得离休待遇，是“有觉悟”的体现。方成却坦言，他本来是想回上海，结果轮船不能进港，靠朋友帮助又上了到北京的船，没想到与许多民主人士同行，到北京后靠朋友很快找到工作，又“意外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说，这是“赶巧了”。

2011年元旦前夕，我去看他。见到老友的孩子，不免说起往事，每每引得大笑。他说，中学时自己的志向是当医生，但投考燕京大学医学院落榜，“老师说我智力测试不及格。”谈到当年从“黄海”辞职，他说，若不是因为失恋跑到上海，我就成不了漫画家了。说起自己92岁还能参加广州亚运会火炬接力跑，他颇为自豪。我问他养生之道，答曰：一要活动，每天锻炼；二是用脑，每天写文章。又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假的东西都可恨，只有一样是好的——假牙，“没有它我活不了。”我祝他长寿，他说，对，上不封顶！又是大笑。

追忆方伯伯，思绪绵绵。想起当年他写给我父亲的祭文：“他悄然离去了，却非无声无息，怀念他的人不知多少！每看到他留下的发表在众多报刊上的篇章，就会在人们心中浮起他那不知疲倦、长年奔波的身影，和幽默动人健谈的风姿。他是令人难忘的。”

他对朋友的这番评价，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呢？

2018-08-23于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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