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文字守护者”逝世杜道生：箪食瓢饮继绝学

期颐之年（家属供图）杜道生北大毕业照（家属供图）2010年9月，笔者专访杜道生（作者供图）为杜道生先生送行（资料图片）■ 石念文

杜道生，我国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乐山杜家场人，生于1912年10月；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师承胡适、沈兼士、余嘉锡、闻一多、钱穆、马一浮等国学大师；先后在乐山、成都、大邑、新都等地执教，1956年调入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毕生致力于汉语教育和汉字研究工作，被学界誉为“汉字守护人”。

2013年9月10日8时50分，杜道生先生在师大住所安祥辞世，享年101岁。怀着对先生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笔者专程赶赴成都，在柳堤小区一简陋的小屋，为这位国宝级大师执幛送行，并广采先生生平行状，撰成此文，以志吊祭。

锦瑟年华 不向光阴隋寸功

杜道生先生谱名叫杜高厚，老家在乐山市市中区车子乡杜家场，后来搬到乐山城区桂花楼。先生的姑婆是郭沫若的母亲，大哥杜高炯、二哥杜高崇都是郭沫若同学；表叔郭沫若曾写给他一幅对联，“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贫而勿谄富而无骄”，他一生视为座右铭。先生家曾出过一个进士和三个秀才，在乐山城内很有些名望。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没能考取功名，靠经营米铺养家，共育有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先生是父母最小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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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先生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刚读一年，四川时局发生动荡，闹得人心惶惶。在他一个表姑父的鼓励下，他去了北京。他最想报考的是北大、清华，没想到他去北京的时候，两所学校的招生日期都已经过了，只好去考私立学校。通过新生入学考试和插班考试，他进了辅仁大学二年级。读到三年级时，他向学校提出转学。老师们提醒他说，要是办了转学手续，就回不了辅仁了。但他不在乎，坚持要转。他们一起去了13个人，只他一人考上了清华，可以直接就读三年级。报考清华的同时，他还报考了北大，入学考试和插班考试也都顺利通过了。当时北大的文学院长是胡适，教务长是蒋梦麟，冲着他们两位先生，他选择了北京大学。

在辅仁大学期间，有两位先生对他影响甚大。一位是沈兼士先生，一位是余嘉锡先生。沈先生是文学院长，教他文字学；余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教他目录学和经学。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好，使他受益匪浅。因为他读过几年私馆，能写诗，能填词，好多旧书都能背诵，沈兼士老师很器重他，希望他继承他的学问。

北大当时有3院13系，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不过几百人。他们那个年级一共才19个学生，分成文学和语言文字两个组。其中14个人选了文学组，学习文学、新闻采访和写作；他是语言文字组，主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考据学等等。他们这个组，一共才5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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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先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他只有二十三、四岁，血气方刚。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对付他们。天气很冷，衣服被淋湿后很快就结了冰。回校后很多同学都冻害了，他也病倒了。沈先生得知后，把他接到自己家中，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爱国固然好，但像我们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真正能爱国的就是传承文化，学术报国。”学校也写信给他父亲，希望父亲能配合学校做他的工作。从此，先生将全部精力用到学术上。

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被导师看中，留校做研究生。哪里知道，中文系刚刚欢送了他们没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很快，上海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先生的求学之路被迫中止。

为往圣继绝学 做汉字守护人

先生一生专治文字学，对《说文解字》的每一个汉字都能详细讲出造字原理、字形字义、演变源流，并能熟练写出其篆体，讲出许多前人所未讲到的汉字中蕴含的哲学内涵；至于《说文解字注》（清代段玉裁著），几乎能够全文背出。正是基于这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先生曾指出《新华字典》中160多处错漏，并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了主编魏建功；《新华字典》再版修订时，先生的意见被完全采纳。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编撰四卷本《古代汉语》时，特意请先生批评提意见；先生研读后提出的几十条修改意见，均为王力先生接受并采纳。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作为新中国《汉语大字典》的编委之一，在武汉工作10年有余。编写《汉语大字典》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道文件，因而此书的编撰集全国之力，所收汉字5万余个，比《康熙字典》还多1万余字。其间，八十余岁高龄的先生，还将自己毕生研究文字的心得，写成《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引起极大反响。

其实，“述而不作”是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即便有所著述至今也多未公开发表，如《说文段注义例辑略》、《汉文字学常识》、《三字经译述》、《千字文简注》、《四川扬琴唱本》以及许多零篇散章。

在课堂上，先生常对学生讲：“今人多爱创立新说，动辄洋洋著书，然而行之不久。多少道理古人已讲在前头，明白清楚，只是今人不读古人书，不知道而已。故著书不如抄书，把自己的意思用前人的话来表达，述古言心，岂不两全？”

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新一轮的文字改革。在此背景下，先生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于是，便有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的问世。先生在文中写道：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

在先生九十多岁高龄之时，还多次对前去探望他的后辈学者们提及当年沈兼士先生的谆谆教导：“你们不要看到现在汉字改革吵得热闹，将来国家对汉字还要保护啦。汉字的改革是对大众讲的，汉字的保护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沈先生当年讲这话的时候，正是反传统的高潮时期，并且有很多学者还提出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取代。所以沈先生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好好研究汉字，保护汉字。先生深深地体会了沈先生的苦心，故而终身捍卫汉字。凡是关于汉字简化的各种学术会议，先生一概不参加，写字教学都必定用繁体。他说，只有繁体字才能深刻体现汉字形体与字义之间的关系，并展现汉字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中国人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都寄托在汉字的形体之中，简化以后这种汉字的美妙就体现不出来了。尽管很多同事笑先生顽固、迂腐，先生仍然坚持他的繁体书写与教学。

在守护汉字的同时，先生终身研习又身体力行的就是儒家学说。《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一大批经典，他都能全文背诵。先生尤其注重《四书》，不光是正文，就连朱熹的集注，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先生说，《四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研究传统必须从《四书》入手。

2011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先生注译的《论语新注新译》。该书的著述始于1987年，以毛笔小楷抄录，字迹工整，至2003年春节后油印成书，前后共历17个寒暑。先生一生述而不作，这本《论语新注新译》可算是他正式出版的唯一著作。该书的出版，还是弟子们考虑到先生年龄大了，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将其研读《论语》的心得传扬于世，才交付出版以志纪念。

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入也

先生住在川师中文系那栋废弃办公楼。这栋楼里除了先生，其他多是些年轻的单身教员。因这小楼太过破旧和简陋，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许多人都搬出去另找房子住了,然而先生却乐在其中，在这里住了半个多世纪。其实，学校曾三次让先生搬到教授楼去，都被先生谢绝了。

先生的住房不足20平米，原是两间办公室。两屋之间开了个门洞，仅能容纳一个人进出。门洞进去是先生的睡房，睡房里是一架六十年代学生寝室用的上下铺木床和一个木制洗脸架，其余便是横七竖八堆放的书报和资料。床上一年四季铺着一床旧草席，衣服堆在木床的上铺。门洞外的一间屋，是先生的客厅、书房和饭堂。临窗竖放着一张用了40多年的旧书桌，书桌上堆满了书本，几支毛笔插在一个破杯子里，旁边是墨水瓶和几个大大小小的放大镜。最显眼的是书桌角上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竹壳水瓶，水瓶边放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水盅。这些东西之外，书桌还剩一块巴掌大地方，供先生读书写字，也是先生切菜时的菜板、吃饭时的饭桌。书桌前是一把坐了几十年的藤椅，平素先生就坐在这把藤椅上读书治学、写字吃饭、切菜会客。靠着书桌还有一把窄窄的老式凉椅，凉椅上铺了些烂衣服，权当坐垫。中午，黄昏，先生就躺在凉椅上抽叶子烟养神。一桌两椅之外，屋子四周是大小不一的木书架。书架上大部分都是发了黄的线装书。先生九十岁时那年，有人把先生的千余卷珍贵古书偷走了，屋中的书已是窃后所余。靠门有一张旧课桌，桌上有一个小电炉。这个电炉和两盏电灯，是先生屋里仅有的电器。

每天中午或傍晚，来去匆匆的青年学子会看到，先生从文学院那幢青砖灰瓦的小楼出来，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走向学生食堂。先生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竹篮；身穿打着补丁的蓝布中山服，戴着黑边圆框眼镜，满脸皱纹，一把白胡子。不明就里的学生，以为不过是一位年迈的校工。先生将破旧的碗碟递给食堂师傅，要上三两米饭，一份回锅肉，一份素菜。刷卡后，将饭菜放进竹篮，又步履蹒跚地往家里走去。

吃饭的时候，先生会照例喝一杯酒。先生很爱喝酒，酒量也不错。酒是先生唯一的嗜好。凉椅下，常常堆着空酒瓶子。饭后，先生并不洗碗。他将少许开水倒在碗里，用筷子轻轻搅动。待水稍冷，一饮而尽。随后，用破布条将碗擦拭干净。

人们无法理解，堂堂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一件中山服要穿40多年，一条破裤子疤上重疤还要穿？更理解不了，每次文学系聚会，先生总要提着个竹篮，待大家聚完餐后，将剩菜剩饭打包回家去吃上几天？也理解不了，先生如此高龄，却不和亲人住在一起，也不请个人照料生活？

的确，先生跟一般学者大不相同。他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用自己的一生来固守和传承。先生的简朴生活，是对宇宙资源的珍惜。在先生看来，一切物品都是自然给人类的恩赐。对每样东西都要珍惜，不到实在不能用，绝不轻易抛掉。先生很排斥使用电器。即使晚上，也很少开灯。生活用品大多取乎天然，下雨时戴草帽，天热了用蒲扇，盆子等器具大多使用木制品。先生说：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先生曾写过一首《保护自然存养人性》的长诗。诗中写道：“器用几十年，敝帚犹自保。纵使成废物，也不轻抛掉。家有黄土炉，投入供燃烧。草木骨皮灰，可以作肥浇。土壤不枯瘠，庄稼长得好……。”先生最反对一次性用品，说一次性用品来自海盗文明。海盗在船上必须用完一样东西扔一样，不然船载不动。而一次性用品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先生生活的简朴，除了对自然的尊重，也是人生境界的体现。先生曾说：孔门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先生是真正体会到颜回快乐的人，这是将个体私欲革除尽后，所能体会到的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永恒快乐。或许正是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人生境界，在遭遇人生不幸之时，能够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泰然与平静。先生年少之时，母亲撒手人寰；不惑之年，原配夫人病逝；知天命之年，十六岁的次子病逝；古稀之年，续弦妻子离开。特别是95岁高龄时，先生亲眼看到自己的长子被蒙上白布推进太平间，而唯一的孙子又精神失常。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最最不幸之事，先生备尝。

先生的续弦妻子是先生的表妹、北大时校友（当年鼓励先生去北平读书，就是她父亲）。两个人年轻时就曾相爱，后来因为父母之命，表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军官被监禁，表妹母子流落西安。先生每月寄去生活费，资助表妹一家的生活。后来，先生与表妹结为夫妻，二人相濡以沫二十余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表妹的前夫重获自由。收到前夫的信，表妹哭了一夜。她既盼望与前夫团聚，又不忍离开已老迈的先生，她让表哥拿个主意。先生犹豫了很久，最终作出决定：从私心来说，先生不愿让表妹离开；但勉强让表妹留下来，自己又于心何安？表妹夫已经受了很多罪，不想看到他晚境凄凉。他选择了退出，让表妹夫妇破镜重圆。先生自此孑然一身，独自生活。多年以后，先生被问及此事，依然还是那句话，“放她走，余生孤独也心安”。

经历人生的一个个不幸，先生依然顽强而快乐地生活着，到百岁高龄仍精神健朗，豁达宽厚。正所“生安死顺，哀乐不能入也”。

后记：

宋代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勉励后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先生曾说：“我一生都在修养我的仁心。当你把这颗掌管七情六欲的人心锻炼成喜怒哀乐不入于胸的时候，这颗心就是你的本心。”

先生毕生倾情于国学，守护汉字，研究儒学，不是将其当成学问，而是当成自己的信仰，不折不扣地按照儒家的原则做人、做事，不为世事所移，不因时俗而动。如此境界，高山仰止！

先生晚年有个遗愿，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一再念叨着乐山的老家。但愿先生能与故土的青山长相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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