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乐山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牛华溪盐井天车（魏奕雄供图）上世纪40年代的嘉乐制纸股份有限公司（魏奕雄供图）“新塘沽”石刻门牌■本报记者 许金波 文/图

古代战争讲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场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古今一个道理，足见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乐山这片热土上，除了众多民众以各种形式直接参战外，作为抗战大后方，乐山还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势，发展和接纳了大量工矿企业，为当时抗战中的中国提供着极其重要的盐、纸、纯碱、煤炭、水泥等物资供应和军需物品，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的胜利推进。

犍乐盐场

8年产盐1050万担

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重要的军事、化工原料，它的稳定供应关系重大。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失败之后，我国东部沿海大片国土相继沦丧，淮、扬等地的海盐先后被日军控制，盐源损失十之六七。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从淮北、山东等地抢运库存之盐，但终维持不了多久。再加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党政机关、企业、学校随之入川，食盐更为紧俏、日渐吃紧。于是，扩大川盐产量、满足供给，成为当务之急。

在川盐供应中，当时乐山的犍乐盐场无论在技术实力、产量，还是供应范围等方面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说别的，单就“国民政府盐务总局迁驻五通桥”，就是有力的证明。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迁驻犍为县五通桥区（今乐山市五通桥区）。一时间，五通桥成为全国盐务管理中心。

抗战期间，为满足军需民用和工业生产，国民政府改变了过去限制川盐产量的做法，积极出台资金、技术等鼓励政策，发动盐场起复废井，新添锅口，增产赶运，支援前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犍乐盐场首富吴子春的儿子吴鹿苹利用留学日本时掌握的化工知识，对制盐技术进行一系列创新。“一是用水泥井筒代替木质井筒，这样既节约了材料，又延长了盐井寿命。”乐山著名文史专家魏奕雄介绍，第二项革新就是改有边坦口锅为平锅，进行食盐熬制。再一个就是扬卤晒水，用抽水机将卤水抽到20米高的排水架上，使之顺着架上的竹枝下流，借助日晒和风扬，自然蒸发掉一部分水分而使盐浓缩，减少烧熬时间和煤炭用量，等等。

与此同时，1939年秋，牛华溪的盐井业主请来湖北应城的技师范国材和武昌人杨春城，搭建枝条架，以“竹枝斜挂法”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水汽来浓缩卤水，制盐效率大大提高。

政府的政策鼓励、盐场业主的积极配合，再加工人的辛苦劳作，使得犍乐盐场的盐产量明显提高。魏奕雄介绍，根据当时民国三十年（1941年）出版的《四川省建设统计年鉴》，1938年犍乐盐场实产盐124.4万担，比政府下达的77.4万担产额超出47万担；1939年实产122.65万担，也大大超额完成下达任务。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整个抗战期间，犍乐盐场共计产盐约1050万担。这是对抗日战争实实在在的突出贡献。

嘉乐纸厂

积极满足军需民用

纸，对于现在而言，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消费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应有尽有。可在8年抗战时期，民族工业的落后、大批军政教育文化单位的入川、东部工业发达地区的挤占等等，使得普通的纸张成为紧俏商品，甚至管制物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技改之后的乐山嘉乐纸厂，满负荷生产，不断满足着大批单位办公和出版印刷必不可少的纸张需求，成为乐山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另一种突出贡献。

嘉乐纸厂原创办于1926年。据魏奕雄介绍，该厂最初由成都著名作家李劼人联合在法国学习造纸的王怀仲、乐山华新丝厂老板陈宛溪等人，约集股款5万元筹建；以乐山岷江边停工多年的蜀新碱厂的全部机械、房屋，以及地皮11亩折股1万元作为生产基地，同时从天津、上海等地购买造纸机器，安装到位，命名“嘉乐机器造纸厂”。各项工作到位后，该厂于1927年开始产纸。

“那时候，全国机器造纸工厂有30多家，且多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嘉乐纸厂的建成，成为当时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魏奕雄介绍，但由于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不高，资金短缺，造出的纸张质量不高，很难与沿海厂家和外国进口纸竞争，加之内部股东和管理人员摩擦不断，经营很不如意。在该厂开办的最初5年中，两次停闭，三度开门。

嘉乐纸厂的真正转机，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由于当时内迁单位办公和出版印刷纸张紧张，该厂遂得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贷款支持。同时，又有商人投资入股，添置了新型机器设备，纸厂由此迎来业务大发展。尤其在1941年7月，迟于嘉乐纸厂创办的重庆“四川造纸厂”由于日军频繁轰炸，无法正常生产，并入嘉乐纸厂，使得其生产能力和纸张质量都大有提高，年产1000吨左右仍供不应求。因为业务发展之需，嘉乐纸厂随后成立重庆分公司和成都分公司。

在当时，嘉乐纸厂生产的品种有打印纸、道林纸、新闻纸、牛皮纸和包装纸等。起初，各用纸单位可以自行向厂方洽购，之后因供需矛盾太大，至1943年6月，打印纸和新闻纸被政府列为管制物资。“凡是要购买的单位，须向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申请办理准购证和准运证，才能到纸厂提货。”魏奕雄介绍，即便这样，很多用户往往只能得到申请数量的一半。

由于时代变迁，现如今，当年的嘉乐纸厂已不复存在，无法从其原址中一窥当时生产繁荣景象。通过一张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仍然能够依稀感知纸厂曾经的辉煌与成就，以及在国难当头的大贡献。

永利川厂

发明“侯氏制碱法”

相较于嘉乐纸厂，同样有着卓越抗战贡献的永利川厂，则留下了较多的遗址。炼水室、百亩湖、实验室、纯碱厂……在五通桥区桥沟镇的老龙坝，移步换景间，记者仿佛置身于当年碱厂热火朝天的生产现场，感受着工友们炽热的一颗爱国心。

从东方电气集团东风电机有限公司生产区大门进入右拐，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就是一栋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石质灰色建筑。这，就是永利川厂遗址之一——炼水室。这座始建于1940年的房屋系石木结构，建筑面积189平方米，原来主要用于进行水“软化”处理，连接此室与各用水部位的宽大地下通道，直穿生产厂区至岷江边，至今仍保存完好。现如今，当年的炼水室已经成为东风电机公司的厂史陈列室。厂史陈列室内，在图文并茂的民族化工板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永利川厂的建厂缘由。

根据其上记载，当年的民族化工企业永利川厂的前身，是由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于1917年在天津塘沽创建的天津永利塘沽碱厂。1926年8月，天津永利塘沽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万国博览会金奖，这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永利碱厂因此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制碱企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塘沽被日军侵占，范旭东坚决不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合作生产条款，毫不犹豫将其碱厂设备、厂房破坏，绝不留给日本人使用。之后，范旭东率著名化学家、留美博士侯德榜等永利碱厂精英辗转入川，于1938年3月，选定五通桥老龙坝重建民族化工基地，为了铭记主权被侵占的国耻，遂将新厂所在地取名“新塘沽”。

当年的“新塘沽”石刻门牌刻于石崖之上。1997年213国道改造之时，东风电机公司将石刻门牌整体取下，以石碑形式放置中心花园处，以作永久留存。

继续前行，移步右侧的百亩湖。据考证，当时永利川厂高层决策者得知老龙坝地区系整体岩层结构，并且岩石异常坚硬，因此决定就地取石，既建了厂房又修了人工湖，可谓一举两得，石头厂房和百亩湖就此形成。

接下来，实验室、纯碱厂、机械厂、发电机和锅炉房……行走其间，记者不由感慨万千。就是在这里，为了坚决不受西方技术引进条款的无理制约，侯德榜等人历时3年、经500次以上的试验，于1941年3月成功发明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而且将此法向全世界公布，让全世界无偿使用。由此，打破了西方人对制碱技术长达70年之久的垄断，在我国化工行业以及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企业纷纷迁建

壮大抗战经济实力

除了盐、纸、纯碱等重要军需民用物资之外，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乐山，还新建和接纳了另外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工矿企业。它们所生产的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着极其重要的后勤物资保障。

投产于1939年5月的嘉阳煤矿，抗战期间，平均每年生产烟煤约8万吨。所产煤炭源源不断地经水路，向宜宾、泸州、重庆、成都、乐山等地销售，为抗日军工企业提供了燃料，为四川大后方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能源。

1942年破土建厂的嘉华水泥厂，自1943年—1945年间，平均每年行销嘉华水泥西南各地四五万桶（每桶170公斤），被广泛应用于交通、水利、国防、建筑工程等领域，为修筑军事工程和内迁企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筑材料。

1939年7月发电的岷江电厂，通过不断扩大产能，短短时间所发电力已能基本满足乐山地区各企业的动力要求，对于提高工业生产效益，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支援抗战前方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财政部的大业印刷公司（印币厂）、航空委员会的保险伞制造所（降落伞厂）、军政部的毛纺厂以及经济部的焦油厂等等，纷纷内迁乐山。这些企业的投产，与乐山原有的企业一起壮大了抗战实力，也为当时乐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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