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在吃“长饭”。由于肚中缺油水,肠胃留不住东西,那点“供应粮”抵不住我们的“吃势”,往往是“饱十天,饿十天、半饱半饿又十天”。其实,对“饱”字,我们没感受到,而“饿”字,则是刻骨铭心的。
那时,父母是边远山区的小学教师,“夹起尾巴做人”的角色。在各个方面尤其政治立场、处事为人上,不敢有任何闪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和二姐叫到跟前,极神秘地说:明天天不亮,你俩去赶汉阳坝(我们都管汉阳镇为汉阳坝),买点苞谷回来,因为家里没吃的了。
第二天凌晨鸡叫时,母亲将我和二姐推醒,她早已煮好了两碗红苕汤,看着我们吃,我发现,父亲的喉结在上下蠕动。
待我们喝下最后一口汤,父亲将10元钱慎重地教给了二姐,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救命钱”弄丢了,到了市场,眼睛放尖点,不要被“市管会”的人逮住,买了苞谷就往回赶。
从我家到汉阳坝,大约15公里,先要翻山过“关子门”,再下山到新路口,然后走三个大坝。这三个大坝虽说是平路,但路程长,磨人得很。当地人有句俗话:“汉阳三坝,走得开胯”。走完三个坝,便是汉阳镇了。
汉阳镇,上世纪七十年代前,都属水陆重镇,繁华的水码头,它是三县(乐山县、青神县、夹江县)的集合部,行政上属于青神。戏说是“三不管”(三个县都不想管)的“小香港”,所有自由市场(当时称黑市)在政治高压的“文革”中,仍欣欣向荣,繁荣昌盛。
汉阳有四多:竹器多,花生多,鸡多,铁匠铺多。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造就了它的生命力。曾有人说过:汉阳坝除了没有“结婚证”卖,什么票证都买得到。可以想象它的繁荣程度。
我和二姐各自背上一个“夹背篼”走了三个多小时,八点之前就赶到汉阳坝的粮食“黑市”。
因为必须提前买到粮,才能躲过“市管会”找麻烦。当时的“市管会”权力相当大,集工商局、税务局、城管局于一身,那个年代,又不讲“规矩”,戴上个红袖标就可以整治人,不管你服不服,也没理可讲。
我们今天运气好,很快就买了二十多公斤苞谷,当时的包谷就两角钱一斤。有人问为什么不买大米?嗨,我们吃得起吗?
我和二姐各背一半,匆匆离开了河滩(当时黑市交易在河滩上)。
我们在镇上歇了下来,我守住苞谷,二姐去场上逛了一圈,她回来后换我去逛了一圈。快中午了,我们各自吃了两个馒头,起身回家了。
两个馒头,十多公斤苞谷,15公里路程,爬坡翻山,对于两个十多岁的少年,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走走停停,汗水顺着两腮往下滴,我执意要下河沟洗个澡,凉快凉快。二姐只好等我。
洗了澡起来,两个馒头早已不在胃里了。肚子一饿,力气全没了。好在背的是苞谷,我抓起干苞谷就往嘴里塞,没嚼烂就往肚里咽,哽得我泪水长流,一连吃了几大把,又到沟里喝了些水,感觉好多了。
我和二姐历尽艰辛,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家。
这后半月,玉米搅糊糊,灌饱了我们一家人的肚子,爽!
前几天,几个老友相约,去了一趟汉阳,恰巧也是逢场天。但汉阳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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