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一画中的中国文化风味

明戴进《春游晚归图》唐周昉《簪花侍女图》□新时报记者 徐敏

从古人的诗词和绘画中寻访古代文人的生活样态，是令今人充满兴趣的话题。近日，学者郭晔旻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画中国》的图书，这本小书颇有风雅，选取了古代诗词和绘画当中描绘的社会场景，重现古人的逸趣及生活镜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描摹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风味印迹。通过这本《诗画中国》，在浮躁忙碌的社会里寻找一片安静的传统文化栖息地。

从《元日》至今过年还是老味道

郭晔的这本书虽名为《诗画中国》，其内容却不局限于一诗一画，而是以一首（类）诗或一幅画为切入点，展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市井”这一章节中，作者从王安石的《元日》开始解读中国特有的春节文化。

春节古称“元旦”，所谓“三元之日”，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西汉时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相沿至今。新年前一天为除夕，为“月穷岁尽之日”。除夕与春节适逢岁月轮回的枢纽，历来受到讲求“慎始敬终”的传统社会的普遍重视，成为汉文化圈内最重大的节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描绘的是宋代春节的情形，1000年过去了，过年的习俗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尽管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风俗，但是品尝美食却是所有节日的重要项目。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记载：“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还要将除夕这天的菜肴泼洒在马路上，以示除旧迎新。唐人有守岁的习惯，人们围坐在一起辞旧迎新，整个除夕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宴中度过。唐代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中写到，年三十这天要“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宋代吴自牧《梦粱录》里也说，除夕之日要“家家饮宴，笑语喧哗”。如今我们所说的“年夜饭”这个词语则是始自清朝。清代吴县（今苏州）人顾禄所著《清嘉录》记载：“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

顾禄是清代中后期道光、咸丰年间的文人，他的《清嘉录》详细记载了春节习俗。清代的春联多是年前从私塾先生那里购得，大抵都是些“千金、百顺，宜春、一财、二喜，家声、世泽”之类的吉利语。除夕夜晚，“街坊爆竹之声”响彻南北。最有趣的是，《清嘉录》里还给出了通宵“守岁”的益处：“除夕，小儿女终夜不就寝，曰守岁，能延年。”

金廷标是比顾禄年代更早一些的清代画家，他的一幅《岁朝图》画的正是新春的热闹之景。“童嬉庭院偕，梅竺春色佳”，儿童们的嬉戏欢耍声与庭院里怒放的古梅以及红如玛瑙的天竺果实相映成趣，为治世岁朝节增添了祥和欢乐的气氛。这与今天人们过年走亲戚、儿童相聚欢闹也并无二致。

尽管我们已经抵达科技让生活瞬息万变的时代，却仍有一些习俗千年不变。

古代文人的旅游追求

明媚春日，最惬意的事情之一莫过于踏青出游。自古至今，文人们都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诗画中国》里有一节就讲到了古代文人的旅游追求，这份追求从李白的《游泰山》讲起。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四月，诗仙李白飘然而至泰山，写下了赞美泰山的组诗（共6首）。“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壮志豪情跃然纸上，尽显旅途中的豪迈气魄和胸怀。李白平生遍游华夏大好河山，这类诗作颇多，《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均可视为行旅之作。

旅游是自古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若是从诗歌中寻源，《诗经》中就记载了出游活动，如《竹竿》篇“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写驾车出游以排解心中的忧伤。魏晋时期，旅游风气大开，旅游活动已呈现出自觉的审美意识，谢灵运、谢朓、沈约等士大夫热衷游历，创作了大量诗歌，山水自然景物在魏晋时期成为真正独立的审美对象，士大夫的旅游活动直接促成了山水诗的兴盛。

不过，学者郭晔旻认为，文人与旅游最不可分的时代当是唐朝。盛唐时期，旅游活动十分繁盛，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庶民，“侈于游宴”，“以不耽玩为耻”。《全唐诗》中有大量描述唐代文人旅游生活的诗篇，精英文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旅游，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旅游文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在诸如此类对泰山、峨眉山等本无生命的景观描写中，文人们的鸿鹄之志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豪情托美景，风光壮雄心，正是唐朝文人旅游所独有的行为特点。”郭晔旻认为，虽然“壮游”一词最早见于杜甫于766年创作的《壮游》一诗，但整个唐朝文人们的壮游活动从未停止过。

宋人也爱旅游，旅游的主角仍然是有文艺素养的士大夫。不过，宋人笔下的旅游诗文和唐人有着很大区别，这集中体现在“长于议论”。“宋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写景只是诗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郭晔旻举例说，比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记游不是重点，从游览中得出的道理，即“借景说理”，才是宋人写游记诗文的目的。

《簪花仕女图》中的盛世华服

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诗人杜牧在成都教坊游玩时看到了100多年前画家周昉所画的一幅侍女屏风，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屏风绝句》：“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意思是即便屏风上所画的侍女颜色褪掉，也能令少女妒忌画中女子的妖娆。从这首诗中也可窥见，周昉笔下的盛唐侍女是多么艳丽迷人。

在看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比他早300多年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魏晋时期，社会崇尚玄学，塑造的女性形象侧重体现其精神气质。《洛神赋图》中的女子是远离世俗、气质脱俗的仙女，姿态优美，气质清丽，纤细袅娜。看完顾恺之笔下的仙女再看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那是盛唐王朝中世间气息浓郁的上层社会仕女，丰腴圆润，衣着艳丽，气质华贵。这些仕女背后，代表的是一个熙攘热闹、繁华强大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妇女的服饰也是中国服饰史上最雍容华贵、绮丽多姿的时期。

《簪花仕女图》主要由逗犬、戏蝶、拈花等场景构成。如杜甫诗句中所写“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画面中女子的仪态和妆容自不必说，在这本书中郭晔旻关注的是仕女们的华服。这幅画中，女子皆穿着半露酥胸的襦裙装，这是盛唐时期最为流行的贵族女子着装。襦裙装即“上衣下裳（裙）”，唐朝女性将原本并不新颖的装扮穿出了新样。盛唐以后，上襦的领口变化多样，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鸡心领等等，一度流行的正是《簪花仕女图》中的“袒胸大袖衫”，当时人们形容为“慢束罗裙半露胸”。

盛唐女子的妆容在诗人笔下也多有体现，如张祜的“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的“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诗句中来看，唐代女子喜欢红色、淡赭或浅绿等色。女子裙装的线条柔长，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以软和飘柔著称。“唐代崇尚丰满、浓艳之美，在唐代绘画中不难看出，唐代女子为了显示自己丰满，会特意将裙子做成六幅、八幅、十二幅等阔大拖沓的款式。”《诗画中国》中写道，如此还嫌不够，又出现了将裙腰提高直到腋下的款式。这样就完全看不出女子的腰身，只见一个圆滚滚的外形。《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就是如此丰腴而高雅迷人。

“如此装扮，也充分体现了唐人的自信与旺盛的生命力，也是这个时代青春、自由风貌的写照。”《诗画中国》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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