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在西南联大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西边好一片金灿的晚霞!中国只昆明独有那么些鲜明的,瑰艳的晚霞,如现在这边那边许多个莫可名状的粉红、绛紫、蓝灰等等的安排、配合,而在太阳衔山的上方这一片层层叠叠里幻成种种色度,底下托了转成银色的湖水,黛蓝色的西山,上边衬了浅橙色的天空,却是如此堂皇而明净,全然是一个不可及的境界。

——小说《山山水水》

借诗人的眼光,我们看到昆明日落美丽的画卷,那画面如同浩淼的滇池,澄澈,宁静,饱含诗意。

卞之琳是怎样辗转抵达昆明的?

去延安,作诗歌《慰劳信》

1937年6月,他与芦焚(后改笔名为师陀,本名王长简)去浙江雁荡山。此时,卞之琳是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会特约翻译,特约翻译纪德的《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和《窄门》。卞之琳埋首译稿之中,远方的北平,卢沟桥上的战火和炮声没有将他震醒。8月初,卞之琳在山中听到平津失陷,立即与芦焚动身回上海。

是年8月15日,卞之琳到达上海,住在租借内李健吾家中,完成《窄门》的翻译。

战争来临,卞之琳接受了四川大学外文系的聘书,担任讲师,随内迁的大潮到了成都。

1938年暑假,卞之琳的人生履历中多了红色的一页。8月14日,他跟随何其芳、沙汀及其夫人黄玉欣自成都出发,目的地是延安。9月初,卞之琳、何其芳、沙汀一行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在周扬的安排下,他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鼓励作家投入前方战斗生活中去。延安气象令卞之琳精神振奋,他的心中鼓荡着热烈的风。在等待过河期间,他开始用诗体作《慰劳信》,歌颂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筑机场的工人、闹笑话的新战士、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不同于延安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口号,“洗练的口语有平实、爽朗、特别是机智、幽默的特点”。

随后,卞之琳又与吴伯箫等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访问,写了大量的通讯。

1939年夏天,卞之琳挥手告别延安。临别前,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代课三个月。回到四川大学复职,随校迁移到峨眉山,住雷音寺。完成诗集《慰劳集》和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后,四川大学校方不再续约。卞之琳转身去了昆明。

在昆明,“十年诗草”再震诗坛

在西南联大,卞之琳为外文系学生开设了“翻译”“小说艺术”等课程,还担任全校公共课,教大一英文、大二英文。

除了教学,卞之琳在联大对写诗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诗人,他承上启下,本身是新月派诗人,过渡到现代派,下启九叶派。1942年桂林明日社出版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930-1939年),其中一辑题作《装饰集》,次页标明“给张充和”,而全书题签“十年诗草”又是由张充和亲笔题写的,笔迹秀雅。

从1941年暑假开始,卞之琳创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晚年卞之琳回忆说:“我在西南联大后期不大活动,因为消极因素又来了,埋头写了部长篇小说,反映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这部小说持续写了两年多,1943年中秋节,小说杀青。就在这一年,卞之琳被评为副教授。

1946年联大复员,卞之琳属于南开。1946年秋,卞之琳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次年秋,卞之琳去英国做访问学者。

晚年时,卞之琳行动不便,听力不佳,经常给冯至打电话,一打就几十分钟,“他耳朵也不行,也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只顾一个人自说‘自来话’。”卞之琳反反复复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在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中,与联大的诸位教授举办文化沙龙。卞之琳和闻一多帮助英籍教授白英(RobertPayne)编译《中国现代诗钞》,他用冯至从德国带回的打字机打字……

悠远时空传来清脆的打字声,萦绕在卞之琳的脑海里,与滇池边白鹭的鸣叫,滇池的水声,交织在一起。

卞之琳完全活在过去的回忆之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冯至想,也许诗人晚年太寂寞,不这样,会更寂寞。

2000年,九十岁的卞之琳告别人间。他这一生,纯粹而固执。沉静而热烈。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在现实中完成了他的诗歌、小说和翻译。

“一颗小小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他的诗歌以精巧见宏大。一首《断章》令人回味无穷!诗人已逝,昆明的音尘为绝。那一片金灿的晚霞之下,夕阳的余晖中,看到卞之琳先生的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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