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 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 方壮猷：主攻宋史，爱生如子（二）

方壮猷资料图片■张在军

抗战时期，方壮猷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主攻宋史。“以元修《宋史》之芜陋，曾建议组织力量修新宋史。积多年之力，整理出《宋史资料分类长编》数十巨册，并将编篡《宋史类编》和《宋史校注》的计划公诸于世，寻求赞助。后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辽金元科举年表》等，曾发表于《说文月刊》《武汉大学文哲学报》等杂志上；《宋元经济史稿》《宋三百年学术年谱》等均未正式出版。”

方壮猷在武大的“中国社会史”课，重点是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1945年到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兼课时，结识了赵纪彬等教授，初步接触到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观点，以后即力图贯彻到他所讲授的中国社会史等课程中去。其中国史学史讲录成稿于1943年，经邓广铭介绍并作序，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书名《中国史学概要》。邓序说，该书“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各章后又附后人考校、注释、订补诸作。汇万殊于一编，驭繁碎于简要”。该书依史体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等七章，为治国史者提供了入门之津梁。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为代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认为此书是20世纪上半叶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一。

方壮猷在抗战期间，还两次参加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次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一次是边区建设研究会组织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犍为、峨眉、乐山八县彝族调查工作，重点调查研究四川西部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写成《凉山罗族系谱》《雷波屏山沐川等县土司家谱》《蛮夷司文等九土司家谱》等调查报告，发表在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杂志上。这是他的民族史研究工作的继续，并且把史籍考证和实际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另据叶圣陶《西行日记》载：“（1939年5月2日）午后，欣安来谈，言将参加西康考察团，或于六月初登程。该团意在探西康之矿产，西康有金矿及他种金属矿也。又言近接湖南大学及师范学院两处之聘书，该两校在湖南，离开家近，或将择其一处而任职，大约离武大为不可免之事。”

方壮猷在传道授业之余，对学生们的工作和前途也非常关心。1940年，孙秉莹、解毓才、邓人撰毕业，他想尽办法留他们担任文学院研究助理，边工作边编写《宋史类编》。1942年研究助理期满后，介绍孙秉莹到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任上校秘书，并向老同学卫聚贤（清华国学研究院同班，时任中央银行秘书）推荐解毓才担任乐山中央银行秘书。马同勋回忆，“最难忘的是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怀。由于我长期随侍先生左右，每有机会先生总是想到我。1943年8月，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增开文法学院‘中国通史’课，先生和吴其昌恩师推荐我任教。当时，我刚毕业一年，同一时间讲授该课的又是名师梁园东、唐长孺教授，我自愧学疏识浅，不敢从命。后在先生和吴师鼓励指导下我勉强讲授，且效果较好，大受学生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从事教学的信心。”

1944年2月24日，同学兼同事的史学系教授吴其昌去世，方壮猷在其撰写的《吴其昌教授事略》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善教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有加无已，大学教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温饱。学课之余，卖文售艺，力竭声嘶，犹不足糊口腹，赡妻子，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批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潦倒”，并列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王进展、黄方刚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

1946年初，武汉大学开始复员，复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端六对图书、仪器等项工作交由方壮猷和桂质柏负责。这是史学，图书档案学黄金搭档。方壮猷说：“经费运力有限，图书资料一样不能丢，这是不能再生的，书柜书架可以做新的。”事隔近五十年后的武大历史系教授马同勋说：“当年武汉大学回迁因为有杨端六，方壮猷，桂质柏这样一批知名教授的引导和管理，我的高中毕业文凭才得以保存，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时考大学除考分达标，还需拿高中毕业文凭做抵押才能就读。1993年武大110周年校庆期间，在武大老图书馆地下室发现这批档案资料还登过报请相关人士认领，实在令人叫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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