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白德斌
今年,农民李汉武就整40了。
“说到40,除了年龄,你还会想到什么?”“前年的时候,我家里有40只羊。我打工挣到第一笔钱好像也是40元,记不清了,哈哈!”
面对记者的问题,李汉武笑着说。当问他是不是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他一拍大腿说:“嘿!怎么把这大事给忘了。”
1978年5月16日,李汉武出生在榆中县园子乡万羊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他也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放羊、种地、割麦子。
“小时候真的很苦,每到春节能吃上一顿肉就不错了,平时就是粗面馒头、洋芋干。”李汉武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时说。
那时候,这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是每家每户都有30多亩地,有的甚至有70多亩,但由于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收成基本上只够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李汉武说,小的时候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村里没有通车,也没有人到过县城或者更大的城市,只能听大人们在一起闲聊,其实后来才知道,大家也是道听途说。
村里没有学校,李汉武上学要翻两座山去最近的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大概5点多出门,和养的一条狗踏上去学校的路。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用报纸糊的,夏天挡不住雨,冬天挡不住风。”李汉武说。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却教着五个年级的学生,一堂课先给一年级上课,然后依次往后。上半天就放学了,下午老师还要回家忙农活。
村里也没有医务室,他生病了父母要去三十多里路的地方请赤脚医生,一个来回就是多半天。有一次,李汉武头疼得厉害,等医生第二天来的时候,他都感觉好了。
李汉武五年级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因为中学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时候我们上完小学就回家种地,感觉是理所当然的。”李汉武说。
小学毕业那年,李汉武12岁,已经成为了家里的“半个大人”,什么活都能干了。
“那些年,村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夏天能用豆子换西瓜。”李汉武回忆说,具体从哪一年开始才有贩子把西瓜拉到了村口,他也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一次吃西瓜的高兴,把瓜皮啃得薄薄的,恨不得都吃掉。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李汉武18岁了。父母四处托人给他说亲,结果一年下来,没有一个成的,因为村里太穷,都不愿意嫁过来。
“后来还是我二姐换的亲,因为我二姐嫁给我媳妇的哥,作为我娶媳妇的条件。”李汉武笑着解释说。
如今,李汉武和媳妇生活了二十多年,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十分幸福,更加幸福的是他们生了一个争气的儿子,三年前考上了西安交大。
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李汉武十分坚决。为了让儿子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他从孩子上高一开始,就在兰州打工,干了3年,过年都不回去。
“我没想着孩子读大学出来能挣多少钱,而是要让他有知识,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现在连种地、搞养殖都要有文化,没文化什么都干不到人前面。”李汉武说。
李汉武这么说的根据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第一次外出打工是他新婚后的第二年,跟着外村一个亲戚到兰州一家工地上帮忙,因为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砖,一天下来最多挣20元钱。
“只要有点技术,泥瓦工、木工都行,挣得就多。”李汉武的思想一下子得到了改变,以前觉得读书没用,打工就是力气活,可是他发现自己错了。
后来,李汉武想学点技术,但是孩子出生了,父亲又身患重病,他必须留在家里一边务农,一边照顾家里,因此,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孩子多读书,有知识。
原本,儿子就是李汉武唯一的希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不断叠加,而且越来越实惠,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各家各户的日子都好了起来。
这让李汉武的思想观念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在家务农也能挣钱。
2007年的时候,李汉武在政府的倡导下,将10亩地拿出来种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结果每亩比小麦多收入500元。
2015年,李汉武的儿子正好考上了大学,在外打工的他回到了家里,而且贷到了***贷款,开始养羊,效益不错,一年下来,收入近1万元。
“去年我给儿子涨了生活费,以前是一个月500元,现在是800元。因为我除了养羊,还种了百合,市场价格很好。”李汉武说。
从种小麦到种玉米、再到养殖、种百合,李汉武紧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
今年春节,儿子在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所以没有回家过年,李汉武两口子每天聊的最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百合要不要再扩种,另一个就是要不要考虑攒钱给儿子在西安买房。
在城里买房,这搁在5年前,李汉武说他压根儿都不敢想。
“我要感谢党呢,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政策,没有这么好的教育环境,我们一个农民怎能过上好日子,怎能培养出来个大学生呢?”李汉武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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