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平自信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兰州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习习

汪小平，甘肃省省文联副主席，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2018年12月8日晚，作为导演，他带着本土原创大电影《丢羊》为兰州人捧回了中国电影最高荣誉——华表奖。这是兰州电影凭借着独属于古老金城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国电影兰州制造”的重要时刻，代表了兰州电影人货真价实的一次历史跨越。该片于2016年9月9日在全国城市院线首映，同年10月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两年多陆续在电影频道累计播出40余次，同时在全国农村院线点播超过2万场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

采访人：你出身于怎样一个家庭？你觉得你所受的家庭教育及之后的学校教育，对你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有怎样的关系？

汪小平：我出生在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家庭，我父亲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诗人、画家，接受过大学教育。我爷爷是一个锥鞋匠，但他确实非同常人，不知他哪来的聪明和远见，在那样一个狭小的鞋匠铺子里，硬是用一根锥子“锥”出来了五个大学生。我爷爷自学成才，他熟知历史，他甚至知道天安门城楼洞子有几块砖、几个柱子，尽管他没去过天安门。他自己和自己下围棋。当时我们家院子在兰州七里河区的小西湖，和当时的兽医研究所一墙之隔，有一位叫盛天胜的有名教授（后来听说他成了工程院院士），他经常隔着墙看我这个没文化的爷爷，他很惊奇这个锥鞋的老汉能自己和自己下围棋。后来，一有闲暇，俩人就对弈一番，盛天胜对我爷爷的棋艺赞不绝口，底层的一个手工业者和一个大教授成了特别好的朋友，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爷爷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很有文化。记得他房间里有很多线装书，涵盖经史子集各类版本，放到现在的话是几书架都摆不完的，很遗憾，因为文革，我父亲怕被红卫兵发现把老人打了，在我爷爷不知情的一个夜晚，把他的书放进炕洞烧了，大概烧了三个多小时。后来我父亲和他的弟妹们对这件事非常懊悔，我爷爷得知书被烧了，急成了青光眼，骂我父亲算是什么文化人。当然，父亲做这些，是出于对我爷爷的保护。

在那个年代，我父亲应该是所住的兰州硷沟沿一带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建国后东乡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之一。虽然我爷爷是一个锥鞋匠，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传承从他那里就开始了，我爷爷自学成才，当了很多年区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位爱国爱教的老人，他一直强调任何宗教、任何民族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我们。我小时候，就经常听他这样教育我的父亲和叔叔、姑姑们。我父亲就是在他的教育下上了大学。

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小时候正值文革，1966年左右上小学。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到周末，饭后，父母把门顶住，床上摆一个小炕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括我的外祖母，听父亲给我们讲四大名著，一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从高尔基的小说到马雅科夫斯基的诗。父亲不遗余力地给我们讲，我们如饥似渴地听。

最怕的是周末有客人来访。有一次我和弟弟听到最关键的时刻，突然有人敲门，那人屁股很沉，老是不走，我和弟弟很生气，偷偷把他自行车的气放掉了。到了五六年级，我们开始偷看父亲的藏书。我很早就看了《茶花女》《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等，这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很少见的。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父亲在出版社文艺处做编辑，我们家的灯光在晚上三四点以前是没有关过的。他一丝不苟地给别人改稿子，扶持了一大批年轻作者。他改稿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发出响声，吵了他是会挨打的，我们为此挨了很多打。我姥姥很伟大，家务事情她全包了，我父亲把工资拿回来交给她之后，其他的心思全部扑在事业上。

这些对我有两个很重要的影响，一是从小陶冶了我的文化文学性情，使我们养成了爱学习、爱读书的好习惯，再一个就是我从父亲和在省委宣传部当干部的母亲身上，学会了勤奋。勤奋就是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

当年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开玩笑说：“我在我妈肚子里就入党了”。我母亲是个好党员，据说在我出生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她断了奶，到甘南下乡去了，头也不回。所以我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就是对工作热情认真、还有为他人着想。我父亲，我觉得他一辈子在为别人做事，一大批作家诗人在他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

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从小是在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父母给予我的影响让我受用一生，比如勤奋爱学习不怕苦、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走歪门邪道，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得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采访人：你的工作轨迹看上去很明晰，在电视台工作几十年，2012年至今在文联。你所在的岗位都是全市重要的文化单位，你觉得两个单位工作职能、工作风格有何异同。

汪小平：电视台和文联，作为党的文化宣传部门，都是意识形态部门，有很相通的一面，但是又各有分工。电视台主要是传媒，是传播渠道，通过电视这个载体去宣传党的主张、新闻以及教化类的东西。但说实话，现在很多电视台播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之前，因为我父亲在文联工作，所以我对文联还是大体有点了解的。我没想到会来文联，但我真来文联以后，很快做了一些思考。我不喜欢用常理思考问题，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不是发明创造，我觉得最大的创新是整合。你要用你的聪明才智把大家的智慧，把几个毫不相干的事物科学地弄到一起，再把它变成一个崭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创新。坦率地说，在电视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极不守规矩的人，是不墨守陈规，而不是不守政治规矩、生活规矩、创作规矩。

我不太相信专家，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第一个主持人。五几年我们才有电视，那么，谁是专家？所以我就在这样一种不服输不循常理情况下，创造了一批好的节目，比方说“兰州零距离”“一把手上电视”“警花说交通”等等，那时候前后策划了一百多台节目，有两三个上了中央台。我做的第一台晚会就是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晚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晚会怎么做，但是我敢做。第一我如饥似渴地跟电视学习，第二我把新闻元素融到晚会里，所以在中央台播出的我们的晚会是很有特点的。还有在烈士陵园里搞的“解放兰州五十周年庆典”（8·26颂），没有人在烈士陵园里搞庆典，但我有我的理念，我给领导说，这些烈士牺牲的时候才十八九岁，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城市，他们连见都没见一眼。50年了，他们在这山冈上从没有离去，我们该不该给他们汇报？这台节目让中央台也很吃惊，说你们怎么能在这里搞，而且居然搞得这么好。这就是基于我的不按常理出牌的理念。

后来我获得“第七届全国德艺双馨奖”，我是兰州唯一一个这个奖项的获得者，为什么？我想，就是要创新啊。我对文联的思考也是这样的。电视台和文联的相同之处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重要部分，不同的是文联是生产产品的，电视台是播放产品的，他们是传播，我们是创作。

采访人：很多了解你的人说你精力超常，就像你至今还能勇猛地飞奔于足球场，这表现出你性格中勇毅坚守的一面。正如你刚才讲的，这些在你电视台工作时已有显著表现，那么再具体说说，那些年你在电视台的创新型工作。

汪小平：我应是甘肃电视民生新闻的第一人，比如“零距离”节目。策划这个节目是因为我当时一直思考电视节目是干嘛的这个问题？是给人民群众看的，那么，就要把节目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去。我想，老百姓是有诉求的，他们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我们作为舆论监督部门，是不是更应该给老百姓一个渠道。这样做的好处是双向的，第一让老百姓在正规的渠道去诉求，不再乱贴大字报、写告状信；第二政府能通过这个诉求平台，看到很多老百姓实际的困难，并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以前老百姓获得的信息和实际信息不对称，老百姓并不知道市委、市政府真正的决策是什么，大都道听途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直接把政府的决议解读给百姓，这就是创新。

说我精力旺盛，其实就是不想落后，我甚至在吃饭睡觉时都在想问题，有时候半夜爬起来，要把一些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前面说了，我大胆地在晚会里注入了新闻元素、专题元素，使得晚会看起来更加接地气，而不只是跳舞唱歌，比如说我在晚会里设计了专访，出现了新闻纪实元素的闪回，这很新鲜，甚至还有外场结合。这就是我对新型晚会的实践。在我看来，电视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个巨人，因为它所带来的传播效应和它的科技器效应，使得电视人一出来就高得不得了。也使得一部分电视人不追求写作功底。我后来发现了什么叫电视艺术，电视艺术是一种艺术门类，是最具破坏性的艺术门类，它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几百年的传统艺术打得支离破碎，然后重新组建电视节目。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敢付诸实践。只要有足够的脑子，敢想、敢突破，就一定能做出好节目、好晚会、好纪录片来。

采访人：很多人对你在兰州市文联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忆犹新，你在会上脱稿热谈了两个多小时，讲了你对文联的认识以及今后的规划，对此你还有印象吗？

汪小平：我当然有印象，我来文联比较突然，但对文联并非没有思考。我说我这个人胸无大志，相关的一点好处是，我不会把一件事情完全到深思熟虑以后再去做，那样太滞慢，只要我觉得是对的，我就边完善边去做。社会上有人认为文联是边缘单位，文联自己的人也愿意这样认为。一些人到文联，就想找一个爱好，把自己努力包装和培养成这个艺术家那个艺术家的，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担负的团结、引领，服务作用。作为文联，我们要团结引导好文艺家，还要对全市的文化艺术工作有创新，我对当时所思考的几个工作思路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个叫“明确定位”，明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我们仅仅是要关起门来，干私活写书画画？那么党的文化事业谁来做？所以我说要先定位，我当时总结到，文联不能“等靠挂贴”，不能上面没安排，我们就不作为，其他单位搞活动，我们把名字一挂就行了，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文艺团体，我们怎么能没有自己独创性的东西？所以，我接着说要“转型跨越”。让我们文联的每个人从小我的圈里跳出来，变成一个大我，我们要肩负起兰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协调作用，转型跨越，搞好服务，搭好平台。文联是个家，我们不搭好平台、不搞好服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凭什么把文联当家？我们文联要跳到兰州市层面的工作格局上，要引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去做事。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信念，六年下来，我觉得基本做到了，我比较欣慰。

之外，我上任文联主席以后，首先努力做的就是转变机关作风。同时，我多方申请资金，设立了各类奖项，比如“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等，这些都是为艺术家搭平台。到第二年我提出“勤奋敬业，勇创一流”，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完成基本过渡，但我们已经站在时代潮头了，腰杆挺直了，扬眉吐气了。我们不再是“等靠挂贴”了，我们成了很多活动的主导。我记得还没到文联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个别同僚给我做工作谈心、提建议。说到文联工作，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我说什么叫一技之长？他们说，比如写字画画。我说这是什么思维，到文联后，一定要会这个吗？我从不写字、画画，因为我不行，我不能找笑话、找抽。我为那些能做好这些事的人搞好服务，这才是我的本分。

采访人：“以文艺为载体，探索和发掘宣传城市的新途径”，是你到文联后确定的一个工作思路。这一理念和你在电视台工作的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之后，你很快将这一理念付诸于实施，做了很多堪称为大手笔的事情，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吗？

汪小平：我觉得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兰州的文化、对于兰州文化的宣扬，我们不仅仅要坚持和守望，一定还要呐喊。谁来帮我们呐喊呢？没有人帮你做，只有靠自己。另外，我觉得我们要产生文化事件，我们得有吸引人眼球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再有，就是要有自己的文化产品，比如我们拍摄的电影，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我是基于这三个理念来做事的。市上的领导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大型的系列性的“黄河之都·金城兰州”美术书法摄影展。现在兰州对外宣传口号“黄河之都，金城兰州”就是我们的首创。我们在北京世纪坛首展特别成功，继而从长三角、珠三角再到“水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再到“陆上丝绸之路”的最后一个终点城市罗马分别搞了这个活动。六届活动搞下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兰州，让他们知道了兰州的画家、书法家、摄影家真正的实力，同时，这个活动还促生了我们的社会活动家。还有就是我觉得兰州这么大的一个省会城市，没有文艺奖项不行，于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一口气设了八个奖，而且每个奖项奖金丰厚。在国家还没有大面积整理奖项之前，我们办了两届颁奖活动，第一次让获奖者走红毯，给予艺术家们无上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通过这两次颁奖，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文联是他们的家了，他们走着红毯、举着奖杯，拿着全省最高的奖金，脸上洋溢着自豪和高兴。

之后，我又申请了“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创作资金。先后鼓励和资助了“女作家三俊”“女音乐家三俊”“女美术家三俊”“女书法家三俊”等。从中青年文艺家到像王学诗、金吉泰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都得到了文联的资助。这一系列活动是我们的大动作。另外，应时应节地主动做全市高规格、高水平的文艺晚会，比如《长征组歌》晚会，当年用了两年时间筹拍，而我们仅三个月用三个业余团体就把它排了出来，演出非常成功，省市领导都很惊讶。我们还率全国之先干了好多事，比如让作家与甘肃省的党报《甘肃日报》合作搞“华夏文明之行”系列采风活动、搞了大手笔的全国“‘一带一路’网络文学高峰研讨会”，我们让网络作家和传统作家坐在一起展开热烈谈论，两位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都来了；还搞了“中国西部诗歌高峰论坛暨甘肃青年诗会”等活动。我不偏科，不会因为我的长项而去重点抓什么，这是专项资金。其他各项工作也都没闲着，这几年通过文联，评选上的“金城文化名家”一年比一年多，我们可以说真正起到了团结引领、组织协调的作用。

2015年年底，市委市政府提出找文艺发展的突破口，我于是坚定地选择了影视，因为我觉得影视的传播渠道最广、传播影响力最大。

采访人：我们觉得很微妙的事是，在电视台你并未真正介入电影，而到文联，你却从影视上闯开了一条路子，是什么决定你在这样一个时段有了这样一个思路？

汪小平：201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兰州市要文化突围，我觉得当下传播渠道最多、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影视。因为网络的诞生使影视的传播渠道无限化了。选择影视，我有底气，人家说我跨行胡来，我其实并没有胡来。第一，电视和电影有它们相通的地方；第二，我知道中国电影的毛病在哪里；还有，我认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是文学，我身边有一帮文学功底很好的人，我怕什么嘛。剩下的无非是摄影、灯光这些东西，无非就是生产过程，我选择最有想法的人来做就行了。电影的灵魂在哪呢？在于创作什么。这一点我有把握。我们兰州有这么多的故事，我当然不会用买自行车的钱去买宝马，兰州不必珠光宝气，但可以精致，我不会跟风拍那些和我们相隔千里的故事，我认定，我们挖我们本土的东西就一定能打出去。我当时给浩发影视传媒的韩见讲，我说《丢羊》这个片子肯定不挣钱，但是你要做好准备，我相信五年之内中国电影会回来的，结果没有用五年，只用了两年半，中宣部已经开始直抓电影了。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干什么都是业余的，我觉得一旦把自己当成专业人士，就局限了。我是业余的，我啥都想，啥都敢干，没有窠臼和束缚，一个地方卡住了，我拐个弯再走啊。山横千里，水总是要流的。

采访人：在这里请你简单讲一讲《丢羊》的拍摄。

汪小平：拍《丢羊》时，我们的资金非常有限，尽管市上给了我们一些扶持，但资金还是远远不够。所以我必须寻找能够投资、并且不怕担风险的公司。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浩发影视传媒公司的韩见，恰巧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说那我干，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记住，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成果的。于是就这样就干了。这个团队好，我不用担心。我们是2016年春节初八下乡开机的，一共用了21天就拍完了，可以说创造了电影速度。创造电影速度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资金紧缺，一天就要花几万块钱，我们要想方设法压缩开支；另外因为我们的本子好，我做事的风格就是一定要在开机之前把剧本做到极致，现场不再发生和剧本有关的问题，除非是自然问题。自然问题可以克服，剧本问题就很难克服了。

我们的拍摄地选在文联的扶贫点，永登县民乐乡柏杨村，我熟悉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和我们改编的剧情也十分吻合，可谓一举两得。拍电影给这个村子带来了活力，还解决了一些他们实用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直接解决了他们的用电量，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村的用电量才十五千瓦，现在一百五十千瓦。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村子也宣传出去了，那些日子村民的苹果都卖得很快，羊也卖得很快。

采访人：大家普遍认为艺术作品需要厚积薄发，而《丢羊》几乎获得了一种爆破式的成功，一定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你认为是什么呢？

汪小平：自信。我特别自信。我刚才跟你们说，我觉得我能干的事情，就特别自信，一定要把它干成，而且我也能把它干成。作为一个领头人，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事情都你来干，是你确定这个事情以后，在你确认能干的时候，找对合适的人，大家合作来干。

这个自信不是玩玩闹闹的自信，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一种自信。我很勤奋，这是我从父母身上承继下来的东西，还有那种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都是促成我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的自信和热情来源于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这个话听起来有点俗，但确实是我由心而发的话。几十年来，我有很多出外工作的机会，但我都没有走，我从内心深处还是不舍得离开家乡的。

采访人：你始终强调“本土”，反映出你对家乡自始至终的深厚感情。《丢羊》的“本土”，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小平：《丢羊》这个电影，从剧本、导演、制片团队，都是真正我们自己家乡的人，而不像过去一些外地来的影视摄制组，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最后不过是加一个兰州市某单位协拍而已，这个没有意义，拍出的东西不是我们兰州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另一个“本土”就是故事是我们本土的。虽然原作者小说家范文先生的小说原型写的大西北，但是从电影里谁都会看出这就是兰州的农村，兰州农民那么勤劳、较真、淳朴，他的理就是我丢了羊就要找，但是你来帮我找，我就是要给你羊吃，哪怕再多吃几只。另外，“本土”含有我个人的一点私心，就是想让人知道我是兰州人。

我们兰州人不是不能干，我们能干。我们拍的第一部电影《丢羊》叫本土电影，第二部电影《丢心》拍完后我给记者说，你放心这样写——中国电影兰州制造——我们已经敢这么说了。我们通过电影提升了我们兰州文学艺术家、影视家的文化自信。我真的希望艺术家们放下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身段，关注本土，有可能的话，把自己的作品也变成现代传媒，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采访人：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大时代，很多东西都在被迫或者不经意地丢失。我们发现你有非常敏锐和前瞻的目光，在“丢”与“找”两方面，想通过影视来表达，比如你的《丢羊》和之后的“丢”系列，你坚持要表达的是什么？

汪小平：是寻找。我还是原来那句话，人的一生也可能是个人的一生，也可能是大时代的一生，他很多时候在经意与不经意，故意与非故意之间丢掉一些东西，那么有些东西丢就丢了，比如金钱、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但有些东西不能丢，道德底线、善良等不能丢。我就想用电影找回那些我们丢失的东西。

范文的小说就叫《丢羊》，我觉得非常好听。拍完《丢羊》以后，我敏锐地意识到，拍电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今天《丢羊》了，明天拍其他的了，就形成不了一个品牌和气候。我们小时候读的文学作品，有很多都是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它能产生一种宏大的力量。因此，我就勾画了这个“丢”系列电影。我想形成品牌效应，以后只要人们一提“丢”电影，那就知道是我们兰州人拍的。

《丢心》这个电影，我们找良心。电影《丢人》，把毒贩丢了，但找的是警察的精魂、赤胆忠心。如果有可能，我还想拍最后一“丢”，叫什么呢？我想为我们中国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为党和国家献礼。我们最应该丢掉的是贫困，而贫困是我们永远不希望再找回来的东西，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丢”。

采访人：之前《丢羊》获了提名，在颁奖直播时大家紧张地在电视机前期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想必那一刻你的心情比我们更紧张和复杂吧？

汪小平：那一刻真是相当激动。之前得知《丢羊》获得“华表奖”提名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意外，我期盼着电影的春天快来，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丢羊》居然获奖了。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丢羊》的获奖不是偶然的，这么一个小片子，中央电视台居然频繁播出40余次，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说明我们好的现实农村题材很稀缺，也说明我们的《丢羊》确实拍得不错。

第十七届华表奖颁奖那天，我们走进会场坐在位子上，心里没有任何得奖的准备。我还对韩见说，可以了，能获得提名，我们已经创造历史了。但是，当耳朵里突然听到《丢羊》获了优秀农村题材奖时，整个人都懵了，旁边一位演员推了我一把，说“获奖了”，我激动得不行，韩见在一边抹泪。那阵子太懵了，我无数次地期盼过，如果有这个舞台，我会怎么做。但获奖的一刹那，脑子霎时空白了。我登上领奖台，发表的获奖感言，第一段完全即兴的，我必须感谢那些德高望重前排就坐的老艺术家和领导们。一个来自大西北的人，在脑子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不知道发言有没有时间限制，我语速越来越快，怕别人说你看这西北来的不懂规矩，电视机前的兰州人会说我把人丢到中央电视台去了，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那会儿杂念特别多。

发言的第二段是我曾经想过的，但是想的比这个长，要舍取，这个非常难。最后，我突然想起我写的那篇文章了《兰州，一座别样的城》的结尾，结果愚蠢到家了，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句“我邀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兰州来，那里山美、水美、文化更美，我发誓一定会给你们所有人送上一个大惊喜。”我凭什么给人家“发誓”呢！没想到后来多人说这几句话太好了，像西北汉子。那阵子，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创造历史了。

《丢羊》获了奖，我的获奖感言也刷了屏。我现在想，如果我领奖时只说感谢的话，那不足以表达我对我们城市的感情。我自豪的是，在那样一个舞台上我没有怯场，我响亮地喊出了我是兰州人。

采访人：作为兰州电影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奖项，当我们都渐渐冷静下来后，都在思考着《丢羊》获奖的意义，你怎么看？

汪小平：电影《丢羊》的确创造历史了，是甘肃省历史上第一部获得这个大奖的原创电影。我首先意识到《丢羊》在政治层面上赢得了荣誉。这次华表奖颁奖典礼是中宣部直抓电影以后的第一届颁奖典礼，中宣部为什么把电影从所有艺术门类里挑出来，说明已经把它纳入最高意识形态管理了。

由此我也看出，电影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弘扬主旋律，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弘扬正能量！这是电影人今后的行动标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特别自豪的是我们兰州的电影没有缺席，在最重要的划时代的这一届华表奖颁奖典礼上，我没有缺席，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丢羊》的获奖，还体现了中宣部主抓电影以后，对我们坚持小、正、大(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和讲好中国故事创作路径和方法的极大肯定。也极大地提振了我们兰州人的自信心。做电影，我们行！别人能干，我们也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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