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携手同行

大概是1992年吧，我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杂文作品，被省杂文学会评为优秀杂文。到兰州参加颁奖会，获奖者多是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杂文作家，只有我是来自定西乡下的一名语文教师，土气且卑怯。好在当时的甘肃杂文界前辈们不以地位和相貌视人，因我年轻和来自基层，反而得到了特别关注和鼓励。许多在报社工作的编辑们都来向我约稿，其中一位女同志给我递上她的名片，并说，您可以给我们《兰州晚报》的“兰苑”副刊投稿，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都可以投的。我低头看了看名片，记住了她的名字：常锦屏。

我虽远在乡间，但也了解都市晚报的性质，因此向常锦屏老师说出了我的疑虑：城市人能接受我写的乡下人的生活和乡下人的感受吗？她说，能啊！其实城市人最需要、最感兴趣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

我是一名教师，最熟悉校园生活，因此写的文章都是关于教育的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段时期，受过分物质化、金钱化思潮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学生厌学现象比较严重。有感于此，我写了一篇叫做《可别将“调皮”进行到底》的杂文，呼吁社会、家长“莫要被眼前些微的物质利益所诱惑，而将孩子放逐闹市或草野，以致重蹈上辈蒙昧的覆辙”，学生更不能以厌恶读书、旷课逃学、顽劣调皮为能事，将“调皮”进行到底。文章写好后，寄给《兰州晚报》，不久在“兰苑”副刊的“静夜思”栏目中登出。过了两个星期，常锦屏老师给我来信，说那篇文章见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读者来信或打电话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家长们纷纷呼吁：应该帮助家长救救孩子了！

第一篇文章的发表，给了我写作的信心和激励，我将其视为兰州市民接受我这样一个乡间小文人的开始。我更是有意识地写一些有着浓重乡土气息的文章，给城市人“换换口味”。小说《秀才》，脱胎于民国年间我们村子里一位穷酸读书人的故事，主人公位卑未敢忘忧国，人虽微而发警世之语，诙谐中有悲苦。散文《我辈亦潇洒》，抒发一名乡下教师淡泊名利、安守清贫、教书育人、自得其乐的人生况味。我在文中写道：“于繁忙的劳作之余，邀一二友人，一支烟，一杯水，海阔天空，兴尽而散。或独自一人出门，哼一支曲子，走入沉静寂寥的远山，看日出日落，听百鸟唱和。”竟然引得数位帅哥美女读者慕名而来，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个色彩斑斓、落叶缤纷的秋日。当然，最多的还是发表在“静夜思”栏目中的杂文，《两种父亲》《面对被遗弃的生命》《饶了老纳》《话说“良心印花”》《台球是个“蛋”》《“发烧”与“抽风”》……我相信，那几年，张慧或者三郎（我的笔名），是“兰苑”副刊的重要作者之一，也是在《兰州晚报》的读者中有点印象的名字。而我，也因《兰州晚报》这片沃土，思想更加成熟，笔力更加健劲。由教师而记者，由文学爱好者而作家，作品也获得了“鲁迅杂文奖”等奖项。为此我在心里时常感念着《兰州晚报》，感念着“兰苑”，感念着辛苦的编辑。

一张报纸与一个城市相互依偎40年，这是海誓山盟般的交情和守望。后来，即使在兰州以外的小城市定西，也能看到当天的《兰州晚报》，这样它就成了我了解和感知兰州的一扇窗口。

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印象中，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兰州晚报》依然是我不断前行中最重要的朋友。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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