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

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1966年,动乱开始了。1967年元月,我“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的那个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一样冷,于是我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一边生着气一边打着哆嗦。他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去火车站接我,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那是1967年1月15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后来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来父母居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里,刚上楼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里有光,还没等进门就听见里面有声音,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了楼,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见了二姐才知道家里被抄的情况。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二姐家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父亲听见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后来想,幸亏那次带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母亲要按上海的老习惯送给我一床被子,我说,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被子虽准备好了,我并没有拿。我离家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50块钱,因为家里被抄得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

下期看点: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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