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桥及桥子桥孙

民谣曰：“黄河害，黄河险，凌洪不能渡，大水难行船，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自古黄河天险，水大湍急，难以横渡的艰辛和危险由此可见一斑。但正是这潜藏着重复杀机的黄河，却把兰州一截为二，分为南北两半。

自西向东流过的黄河从西固达川进入兰州市境，穿越兰州市区，至榆中县和白银市交接处的乌金峡出境，在兰州境内全长达152公里。如此，对于西控河湟，北推朔方，道通西域的“丝路”重镇一——兰州，桥渡就显得至为重要。

《重修皋兰县志》载：“兰州黄河结冰以夜，其开亦以夜，冰既坚，状如积雪填于巨壑，嶙峋参差，不复知有河形处处可通车马，俗名冰桥。”清人王光晟诗云：“一夜河凝骇神异，碎玉零琼谁委积。错落元冰大壑填，经过漫水如平地。边陲远接轮蹄多……泽里应候通人过。”诗中只看到了冰桥的美丽与神奇，但在令人心惊胆寒的春冰上行走，则是“怅悯失足一心惊”，另有一番情境，无桥的兰州夏秋凭船、筏横渡，冬天只有依赖冰桥了。改变兰州舟筏之渡的这种状况是镇远桥出现以后的事。

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及《皋兰县志》等记载，明洪武五年，大将军冯胜奉命与当时盘踞在兰州的元将廓扩铁木尔（即王保保）作战，守御指挥佥事赵祥为了渡河济师，在今七里河黄河大桥下游500米处架设了浮桥。公元1385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询问父老”．又将浮桥改置于“河水少缓”、”近且易守”的城北白塔山下，也就是今天的中山铁桥处。工程于翌年2月告竣。

镇远桥在冬天冻冰的黄河上架设，属于季节桥。每年11月结冰前拆除，行人车马通行于冰桥之上，第二年春天2月结冰化解后又复置，年年如此，可见耗费之巨大。

1906年，德商泰来洋行驻天津经理喀佑斯游历来到甘肃，适逢彭英甲总办甘肃洋务，建桥之事又被重新提起。经商定，泰来洋行愿以工料总包价165000两白银承修兰州黄河铁桥。经朝廷批准，1906年10月签订了包修合同。

合同规定：铁桥所用桁架构件钢材、水泥及各种器材、机具设备等，均由泰来洋行购置，材料于1907年5月全部运往天津，再由甘肃洋务局派人运至兰州。铁桥之完工之日开始，保固八十年。

兰州黄河铁桥1942年更名为“中山桥”为钢桁架公路桥，长233.5米，车行道宽6米，两旁人行道各宽1米，4墩5孔，两端分别筑有一座“三边利济”和“九曲安澜”的大石坊。据陕甘总督允升立在桥北西侧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载，建桥工程“经始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二月泊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七月而工成”，历时两年多，耗银306691两。据资料载：全部费用由甘肃洋务局在统一税捐溢收项下支付。从此，彩虹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威武壮观的铁桥竖立在黄河上游。

中山桥的建造者究竟是谁？历来的史料、记载中，多说兰州黄河中山桥为德国人建造，造桥材料全部由德国人提供，也有人说造桥材料购自美国的。关振兴先生在《解放前兰州境内黄河上的桥梁》一文中认为：“其材料来源根据原始合同规定，大部分采购自德国，但又据桥上所留铜牌记载是来自美国桥梁公刘。”“施工技术负责人系美国工程师满宝本，另有一位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上进度。工地具体操作负责人是天津人刘永起。”但《兰州黄河铁桥赋》中称，“有比国工程师来游，愿贡技术。”“路人告余曰：此铁桥也，比国工程师之所建筑，兰州政府之所荷担。”从兰州赴比利时留学的王琦女士曾提起，有比利时人谈起兰州黄河铁桥系比国人建造，并与王女士就此事争辩，因为此前土琦女士也只知道此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看来，黄英文中所提比国人建筑之事，决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根据的。杨忠先生对此认为：“若按此文（《黄河铁桥赋》）所叙推断，清末驻天津的泰来洋行，大概是个跨国公司了，主要负责人虽为德围人，但铁桥的主要建筑者则为比国人。”究竟孰是孰非，只有待后考证了。据《百年中山桥》

我国与亚洲中、西、南部以及欧洲、非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现有资料表明，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公元前139年和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使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确立和发展。此后，历代中央政府都基本上执行这种对外开放政策，延续到元代，特别是隋、唐、元三代，东西方交流的规模、范围更大，非常兴盛。长达一千多年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给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带来了莫大的利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各国人民都非常珍视这段难忘的历史。鉴于中国发明的丝绸当时受到世界各地的喜爱，丝绸贸易量大，在东西方交流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唐代诗人张籍在描写丝路贸易交流时，就慧眼独具，突出丝绸：“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更把这条联结东、中、西亚和欧洲、非洲的东地方全面交流之路简称为“丝绸之路”，并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赞’同，从此，“丝绸之路”成为东iN方交流的代名词。直至今天，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仍在不断升温，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与丝绸之路挂上钩、为恢复昔日丝绸之路的兴盛作出了巨大努力。

丝绸之路既有陆上丝路，也有海上丝路。陆上丝路主要有三条，即绿洲路、草原路和川滇路(又各有几条支线)。其中，绿洲路是张骞开辟的，也是政府间交往的主要路线，它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陇右、兰州、河西、新疆，西去中亚、西亚和欧洲。甘肃地处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对丝绸之路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也促进了甘肃古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本文重点介绍丝绸生产的发生、发展概况。

中国是蚕桑丝织技术的发明国，丝绸生产技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过去，人们认为丝织技术是黄帝时期发明的，仅有4500年的历史。现在看来应大大提前。因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一只象牙盅，其口沿小圆孑L孔壁上有清晰的罗纹；其腹部刻有编织纹和四条蠕动的蚕纹。从蚕的形态看，有人认为是家蚕，有人认为是野蚕。但无论如何，它与织纹刻在一起，应是已用蚕丝纺织的写照，而它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后来在河南郑州青台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瓮棺中，发现一块丝织品实物——绛色罗，经科学测定已有5500年的历史。此外，在河北正定杨庄和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以及辽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分别出土有陶、石、玉蚕，经鉴定属家蚕类，其年代距今5000多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有蚕茧实物，也有5000年的历史。另外，根据古文献的一些记载，如说太昊伏羲氏“化蚕桑为德帛”。“神农耕桑得利”，黄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等，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7000年左右，我国已发明丝织技术，开头可能用野蚕丝，至迟到五六千年前即已发明人工养蚕技术，用家蚕丝纺织。到三四千年前，全国许多地区已都能进行丝织生产了。

关于甘肃丝织生产的开始时间，过去认为是汉晋时期。肯定偏晚了，现在从许多考古、文献资料证明，至少应提前一二千年。例如：1963年在临洮冯家坪出土一件齐家文化泥质红陶二连罐，其腹部刻划出六条蚕纹，分为两组，每组三条，蚕有头、嘴、眼、尾巴；身上还有八九条平行线纹和折线纹，表示蚕体的多节肢。这些蚕纹与甲骨文“蚕”字和其他省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蚕纹极为相似。蚕体又略呈现弯曲状，给人以活生生的蠕动之感，是生活中蚕的真实写照，是一幅早期罕见的群蚕图，精美的原始雕刻艺术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曲度比较小，又是以群聚的形态出现，因而很可能是人工家养蚕，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1959年，在永靖大河庄出土的齐家文化双大耳罐和尸骨上，留下清晰的织物痕迹，有粗、细两种。粗的织物每平方厘米只有经、纬线11根，显然是用麻或毛纤维织成的。而细的织物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多达30根，从当时全国的麻、毛初加工技术水平，难以做到这么细，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丝织物的遗存。其年代为距今3600年。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豳风》、《秦风》中，有许多描写蚕桑丝织的诗句，如：“蚕月条桑……八月载织，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等，把3000多年前陕西和甘肃东部地区采桑、养蚕、织帛、染色、裁衣等一系列丝织生产工序记录下来，表明这个地区的丝织生产已经相当普遍。甚至连河西地区沙井文化的织物也发现含有蚕丝的成分，其年代距今2800-2600年。

秦汉以后甘肃养蚕丝织就更普遍了。如汉代时，陈立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最”。酒泉有一条河以蚕命名，名为“呼蚕水”(今北大河)。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有许多壁画表现采桑、护桑、蚕茧、丝帛。北朝时，甘肃生产的丝织物中，有全国闻名的产品——“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北齐、北周时更在泾州(今泾川)设置丝局，成为蚕丝集散地。唐代时更是“……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以上说明，四千年前，甘肃先民即已知蚕桑丝织生产。此后不断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这就证明作为“丝绸之路”主干道的甘肃，在丝织生产传播方面是作出很大贡献的。

甘肃出土的历代丝织品，数量多，品种新，保存比较好，在全国备受关注，下面举几个例子。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丝织品残片123件，品种有锦、罗、缅、纱、绢。颜色有朱红、深红、绛、紫、黄、月白、天蓝、浅蓝、深蓝、翠绿、墨绿、白、黑、炯色、茶色等，颇为丰富。

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的丝织品更多更好。如：织锦针黹盒，由盖与盒两部分组成。盖顶为孟形，下为长33厘米，宽20厘米，高17厘米。盒为长方体，长32厘米，宽18厘米，高17.5厘米。整个盒的胎体都用苇草编织而成。外面用赭、白二色云气纹经锦严密包裹缝缀。中部缝缀一块绢地刺绣，纹饰为卷草纹，用细丝线锁绣而成。汉代时，刺绣与织锦都是高级织物，价值很高，所以常用“锦绣”二字形容珍贵美好的事物，如“锦绣文章”、“锦绣河山”等。武威出土的这件织锦针黹盒，集锦、绣于一体，又很精细、漂亮，保存基本上完好，非常珍贵。

菱花起毛锦，又名绒圈锦。用三重二枚经线起绒法织成。即有三组经线——底纹经、地纹经和绒圈纹经，织成两种小菱形成纹，绒圈高0.7毫米～0.8毫米，使织物美观、柔软、厚实。它比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起毛锦较为紧密，较为进步。

漆缅冠纱，是在平纹方孔纱的两面涂漆，经磨压使表面平整光少以做冠帽的外篇(内以竹篾制成冠形)，可防雨淋日晒。

套色印花绢，用镂空单花纹版53"三次在绢上套印出二种不同颜色的完整花纹，这在当时属于新发明的技术、品种，相当珍贵。

唐代缬染经袱，出自敦煌莫高窟，用绞缬染法，染出红、黄、绿三色和四方连续长方形内外四圆点纹，柔和大方，历经一千多年而未褪色，十分难得。

在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许多元代的高级丝织品，除绢、纱、罗、绮、绫、锦、绣外，仅新出现的品种——高级缎纹织物就多达十多种，如棕色团花桩金缎，糖金或银天马纹缎，桩银簇花纹缎。烟色字菱纹缎，紫色的字菱纹团尼花缎，占铜色云龙纹缎，深色瑞兽纹缎，古铜色海棠(梅)纹缎，菱格回纹缎，番莲纹缎，小缠枝番莲纹缎，棕色字龟背纹缎等，不仅是罕见的早期缎物标本，而且花色品种很多，又桩金银，非常珍贵。据《陇上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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