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讲圣谕”轶事

圣谕宣讲圣谕广训

康熙帝于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一、敦孝悌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睦；三、和乡党以息争论；四、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息诬告以全善良；十三、诫慝逃以免株连；十四、完钱粮以省催课；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要求农工士商，按照上述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维护清朝的统治。这种简洁明快的老百姓行为规范，看来起到了一定作

用，所以至雍正二年（1724年），对这十六条圣谕，加以演绎，制定为《圣谕广训》，约万字，以雍正帝的名义，颁布天下，令官、军、士、农、商认真学习，每月初一、十五，各地都要聚会，由地方官和军官，分别向老百姓和兵勇讲解，使之心领神会，见诸行动。此即为清代“讲圣谕”制度的滥觞。

《圣谕广训》虽然是用简洁浅近的文言写成的，但是对于广大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依然听不太懂，这直接影响到学习效果。于是陕西盐运分司王又朴将《圣谕广训》翻译为白话文，使百姓一听就懂。例如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成《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下人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条约》，头一件就说个孝悌。”这种口语化的材料，极便于地方官向老百姓宣讲，于是各省官员反复刻印，名之曰《圣谕广训衍》。

兰州作为甘肃的省会也不例外，在庆祝宫里“讲圣谕”。兰州市通渭路以北（今市政协楼址），为清乾隆三年（1738年）甘肃巡抚元展成所建的庆祝宫，亦称万寿官。它坐南朝北，从牌坊、照壁进入宫内，系由宫门、过殿、正殿及东厢房——督抚司朝房、西厢房——将军提镇朝房组成的一院三进的建筑物。“恭逢万寿圣节（当今皇帝寿辰）、元旦、冬至日，为合省文武百官朝贺之所。每月朔望宣讲圣谕于宫门外”。那么，清代的甘肃省城兰州地方官，是如何宣讲圣谕的呢？《重修皋兰县志》在庆祝宫条后，附录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皋兰县（今兰州市）知县李裕泽制定的《宣讲圣谕条规》，从中可窥“讲圣谕”的情形。为了了解全貌，保存史料，照录于下：

一定讲期朔望宣讲，城内自有定章，然乡里之氓，礼教未娴，劝导尤不可缓。令拟选派讲生二人，每月初一二日在城内宣讲；初三日后，即赴四乡择市镇村堡人烟辐辏之处宣讲。每处讲二三日，复移他所，渐至月半前一二日，仍回城内，以应十五六日讲期。十七日后，又复如前赴乡，月底复返。如此周转不息，久之自家喻户晓矣。

一筹讲费民闻乡约一役，本有宣讲之责，但其人无足重轻，难资化导。令欲举行巨典，必须别选讲生，欲遍履乡陬，必须广筹旅费。兹议讲生二人，每月各给薪水银四两；随带服役小工一名，每月给工食银二两。统计月需十两。每年除六七两月农忙暑热及腊月严冬俱令停讲外，其余连闰按十月计算，约用百金。积本生息尚需时日。敝县锐意举行，特先捐银百两，暂供始事之用，俟捐有成数，发商生息后仍交本地绅士轮流董管，以免官吏侵挪。大约董事宜用富绅，以其少侵渔也。讲生宜举贫儒，以其耐劳苦也。讲生既领公项，即不得再索乡民供应。

若殷实之户情愿延留待饭者，亦听其便。讲生所到之处，各乡约应安置住所，预备讲台，只用大桌数张，若撑布棚更好。此乃应办之事，不费钱财。不准借此摊派。

一明讲击宣讲为教训愚民而设，不拘贡监生童，必择品行端方、伦常无愧者，举充讲生，斯乡民敬服其人，方肯听信其言。然此事非口讷者所办，尤必言词清朗、声音洪亮之士，方堪胜任。讲法宜浅不宜深，宜缓不宜急。不念书上文字，不用之乎者也，要使妇人孺子入耳心通，方为有益。所讲以《圣谕》为主，然各种善书及因果报应之说，但益人心风俗，亦可随意讲论。惟当以孝悌忠信为先，民生日用为本。不准讲说持斋、念经、修仙、成佛等事，以致煽惑人心，流入邪僻。违者定予严惩。

一肃讲仪  城内宣讲系（疑为“须”）预设香棠，文武官员望阙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分班坐地。讲生登台，南面一揖，然后开讲。讲毕，各官复行三跪九叩首。毕，撤班肃退。今乡间宣讲，难以拘定礼教，但总宜整齐严肃。主讲者不得跛倚嘻笑，听讲者亦不得行走喧哗，致蹈不恭之咎。官派讲生虽止二人，然所到之处，乡约宜多请本地绅耆衣冠肃立敬听，以昭慎重。本地绅耆中有能讲者，亦可替换宣讲。

上引四条条规，对清代“讲圣谕”的制度，作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为研究这一制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那么，从康熙、雍正以来的“讲圣谕”制度，何以在光绪间，由李裕泽制定条规，加以强调，加以规范呢？这是因为，同治、光绪间，甘肃兵■不断，官府疲于奔命，未曾顾及“讲圣谕”；加之灾害频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发生信仰危机，邪教乘机而起，有“黄冠某设讲台于藩署（今兰州军分区址）前，欲借以惑众”。作为地方官，李裕泽“守土有责”（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恶而斥逐之。乃增讲生为二，置讲费，定讲规。朔望在城（讲圣谕），余日周历四乡，环而听者如堵”。李裕泽，字问樵，河南信阳州进士。在皋兰县知县任上，以兴学校、正人心为先务。为十多所义学，增拨学费，选聘良师，奖励学生，使义学大有起色。后升为河州知州。

《圣谕广训》的圭要内容是劝诱学子们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黜异端、明礼让、定钱粮、联保甲等等。朝廷规定，全国各地都要宣讲《圣谕广训》。就兰州来说，驻省城的各级文武官员要于初一、十五日，齐集庆祝宫宣讲《圣谕广训》。兰州府儒学、皋兰县儒学以及各书院的教官及山长，也要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传集诸生，宣讲《圣谕广圳》，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因为《圣谕广训》是清朝的“圣经”，为郡县学训练士子的标准，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

为了强化学习《圣谕广训》，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童生考取生员时，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时，要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遂为永制。光绪癸卯(1903年)科举人、杭州人钟毓龙，曾于1951年撰《科场回忆录》，回顾了他考取生员（秀才）时，默写《圣谕广训》的情形：《圣谕广训》，“考生均须熟读。故诗题之后即有《圣谕广训》题，例为自某某二字至某某二字，盖任取十六篇中之一处，约二三十字，令考生默写，以验其平日是否熟读也。当其初行时，想必人人熟读，然至余读时，则何尝熟读，并其书亦未之知。临考时，购取印成之黄纸面小册，携以入场，查检而钞之耳。……默写不得有脱误，违者贴出”。时至20世圮初，两学东渐，科举考试逐渐式微，江南一带的童生用夹带应付默写《圣谕广训》，也能侥幸蒙混过关。看起来，东南沿海一带读《圣谕广训》、“讲圣谕”的制度行将崩溃。

然而，地处中国内陆的兰州，却在科举制度废除（1905年废科举制度）三十年后，仍然在“讲圣谕”。1934年，《申报》记者陈赓雅考察西北，到处采访，著有《西北考察记》。他在是年农历五月抵兰州考察，游历府城隍庙。适逢城隍诞辰，各善社争相念经、唱戏，人头攒动，已达十多天之久。大殿里香烛点燃，烟雾缭绕。殿外，前清老秀才居高阶，朗声“讲圣谕”，民众云集而听。一种制度僵而不死，可见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兰州仍有“讲圣谕”的五六个老先生，均为前清秀才、童生之类。他们不仅在繁华街头，而且逢山会、庙会、踏青、迎喜时“讲圣谕”，附带讲善书、因果报应，有的还挂个画有地狱轮回的布帘子，以增强形象性。在辕门省政府东侧的砖阶上，有个张先生常“讲圣谕”，每月还能领到官方的薪饷。

1925年，国民军进驻甘肃，省长薛笃弼雷厉风行反对封建思想，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取缔“讲圣谕”活动，但巧妙地利用“讲圣谕”这一形式，起用了“讲圣谕”的老先生，让他们“旧瓶装新酒”，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照发薪饷。那位张先生因为声音洪亮，薛让他向老百姓教唱《劝民歌》。《劝民歌》系薛编印的通俗宣传小册子，收几十首歌，如《破除迷信歌》《戒大烟歌》《早起歌》《孝父母歌》《勤俭歌》等。张先生选用兰州的民歌调子，配上《劝民歌》，在街头巷尾先向少年儿童、青年教唱，再由他们传唱，于是老百姓多能歌唱，一些家庭妇女也能唱，同时识了一些字，既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也起到了扫盲的作用。兹录两首。《早起歌》：“每日间，都要早起，爱惜好光阴；劳身劳心兼劳力，越劳越精神。日上三竿不起床，志气必消沉。公事私事都耽搁，终久成废人。”《孝父母歌》：“我爹娘，供我读书，望我能显扬。光阴一去不再来，怎能算人？想使爹娘心欢喜，第一要保身。安分守己务正业，努力保平安。”

1930年，国民军主力离甘，开往河南，参加中原大战。由官方发薪饷，讲唱国民军主张的“讲圣谕”者断了薪饷，遂又在庙会、山会上，讲起了《圣谕广训》和行善行孝的故事，挣几个养家糊口的钱。这就是四年后，陈赓雅在兰州城隍庙很惊讶地看到讲诵前清“圣谕”的背景。总之，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讲圣谕”制度，竟然在清朝被推翻后的二十多年后，仍在“讲圣谕”。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衰，真是难以捉摸。

记者   童微  整理

据：邓明著《兰州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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