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古籍书店。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摄
有着50多年历史的兰州古籍书店,眼下陷入了何去何从的窘地。
文化宫分店停业、通渭路总店即将面临归并改革。一时间,关于将来是否还会有兰州古籍书店这个老牌子的各种猜测纷至沓来。
一直以来,这座文化老店以抢救、保护古籍和古旧书收购、再发行为宗旨,延续着历史和文化的香火。缘此,有一股强音起于坊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古籍(旧)书店,将是一种悲哀。
停业与改革
11月初,位于文化宫的兰州古籍书店正式停业了。
停业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亏损。“它停业后就合并到通渭路店了。”经理厚宏达说,位于通渭路的兰州古籍书店还在经营中。
至于通渭路店,目前也已面临大改革。12月初,厚宏达他们就接到了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进行门市接收等事宜的通知,通知上说这项工作几天后就要进行。在通渭路古籍书店后面的办公室里见到厚宏达时,他正在等待上面来人进行工作交接。
也就是与记者交谈的间隙,厚宏达接到了一个通知取货的电话。记下取货地点,挂了电话,厚宏达苦笑了一下,随口一句:“店都没了,还来的啥货。”
“等到门市被接收之后,我个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50岁的厚宏达现在是兰州古籍书店的经理,随着书店的这次改革,他个人也将卸下经理一职而被另作安排。
据介绍,兰州古籍书店原属于兰州市新华书店,近期划归省新华书店的西北书城管理。
在坊间颇有名气的兰州古籍书店的将来,引来了众多关切的目光。有了“新东家”的兰州古籍书店,将会有怎样的新命运,是会继续保留还是将不复存在?
日前,西北书城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省内媒体采访时表示,眼下古籍书店正在交接中,具体以后如何经营,目前还在研究中。
在兰州古籍书店整整干了30年的厚宏达坦言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店的将来。但据他个人的揣测,这个店应该能被保留下来。“前一段时间,济南那边由当地一所大学牵头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重新恢复古籍书店的工程。”厚宏达的言外之意似乎很明确,已消失的古籍书店都有重新被恢复的苗头,那么,“像我们这样尚且存在的就没有理由让它消失。除非要走让它消失然后再重新恢复的弯路。”
1983年厚宏达被招工进了文化宫的店,那时整座城市也就此一家古籍书店。600多平方米的书店有一半面积被地下室占去,地面上也就300多平方米的地方,不过按厚宏达的话说,就是这么个规模的书店在当时却养活着40多个工作人员,还有临时工。“重要的是还有利润。”显然,那是属于这个老店曾经的辉煌。
“满满4个房间的线装书啊。”第一次见到那些古书时,厚宏达眼前猛然一亮。它们应该是这个老书店最为耀眼的“本钱”,也是每天吸引来大量购书者的保证,更应该是“古籍”二字的真正所指。
通渭路上的兰州古籍书店大概是2000年左右开的,它的面世多是出于弥补文化宫店店面太过陈旧的原因。
2005年厚宏达当上经理,一上任他就作了一次盘点,结果是库房里的线装古书已是残缺不齐了,看到这个状况,厚宏达心里明白,它们已经卖不上好价钱了。厚宏达说在他之前,书店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就有卖线装古书以弥补经营效益的做法,他也如法炮制,在请示上级并经过专家估价之后,将那些残缺的古书一次性全部卖给了江阴师范大学。据说那所南方的大学都没有讨价还价,当即拍板拿走了。
2009年,在厚宏达眼中,这是文化宫店的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经营处于直线下滑状况,以致今天“关门大吉”。
近年来,受网络冲击以及网上购书群体的日益扩大,实体书店效益处于下滑状态,经营不景气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兰州古籍书店也不例外。厚宏达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宫店基本上依靠寄售书来维持,书店营业面积和库房共688平方米的地方是租的,年年上涨的房租,加之人工工资,已经无法维持,经营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自始至终,厚宏达没有表述自己做出停业决定时的心情,到最后却感慨起了那本在文化宫书店墙上挂了几十年的营业执照。执照上古籍书店的注册资金是5万元,这么些年来这个数字一直都没变过,不过这似乎并没影响它撑起一个文化老店。
挖掘与传承
停业的消息传到80岁的李彦章耳朵后,他的心情变得乱糟糟的。
李彦章就住在通渭路书店后的家属院里,因为被多种疾病缠身,他很少下楼,说起书店的事,老先生多少有些激动,他用已经不太灵活的左手朝地板方向示意了一下说,这里原来就是古籍书店,后来因为拆迁就搬到文化宫去了。
最早从大众市场,然后到酒泉路最后再到文化宫,李彦章跟随兰州古籍书店的变迁走了一圈,他见证了这个老书店的历史。
1952年,在西安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工作的李彦章跟随书店宣传队,沿着天兰铁路一路卖书、宣传来到了兰州,也就在那个时候,兰州的新华书店需要人,他和他的宣传队队友们就都留下来了。“后来队友都陆续回西安了,我老家是河北的,就留下来了。”
多年来,无论是文化宫店还是通渭路店,门面上的“兰州古籍书店”那几个招牌字让很多人留有印象,出自已故知名书法家徐祖蕃先生之手。它就是李彦章从徐祖蕃先生那里求来的。
“刚留在兰州时,我在外文书店工作,说是外文书店,卖的只有俄语书籍,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舞曲唱片,和徐祖蕃认识,就是因为他喜欢听这些,每次只要我当班,他总会来,因为我总是先放给他听。就这样彼此变得熟识起来,直到后来成为了老朋友。他写那几个字分文不取。”提及老友,李彦章不免伤怀,他说徐祖蕃去世前,他俩在滨河路上碰上了,说了几句话,不想此别竟成永别。
李彦章说古籍书店最早的名称应该是兰州古旧书店,成立时间和中国书店的时间差不多。1952年成立的中国书店应是我国古旧书店的标志样板,它开始确立了古旧书店的抢救、保护国家的珍贵古籍和古旧书回收、再发行的传统。厚宏达的印象中,解放后北京有了古旧书店之后,全国各省会城市就都陆续成立了古旧书店。
从进了店,李彦章最羡慕的是店里几位满肚子学问的老师,李彦章至今为人称道的鉴定古书版本的“绝活”多是从这些老师处学的,其中一位叫常体仁的先生给予了他更多的点拨传授。“常先生是从北京来的,上过大学,还在琉璃厂摆过书摊,在鉴定古书版本还有古籍知识方面很有学问,放在现在就是专家级的人物。”这位李彦章眼中热心而善良的常先生因为身份问题,平素少人接近,而求知欲很强的李彦章却不顾忌什么,和常先生走得较近。
平时除了在店里工作之外,李彦章他们还要四处去收购古旧书籍,他自己就去过天水、张掖等不少地方。每到一地,贴出收购古旧书的通知,然后就坐等人上门。李彦章记忆中,有一次常先生从武威那边收购了一本古籍书,具体书名他实在想不起来了,但当中国书店的同仁来兰州看到此书后,拿在手里就没松开,人还在兰州但先把书给邮走了。李彦章曾将此书推荐给他的一位在博物馆的朋友,但一听200元的卖价,朋友嫌贵没要,后来每说起此事,李彦章的那位朋友都后悔得直跺脚。
收购古籍是古籍书店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收到的东西多满足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收藏,或被一些文化人士买走。在李彦章眼中,要配得上古籍书店这个名字的正是那些古书。尽管书店没有保留古籍书的权利,但他工作的很多年间,书店至少称得上满目皆古籍。“宋元刻本少见,但明本及之后的版本古书是常见的,至于如陇上的朱克敏、唐琏等人的作品也是常见的。”李彦章觉得有越放越值钱的古书是古籍书店不同于其他书店的地方,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当了经理后书店外出收购古籍的传统就停了,李彦章说一则没有经费,最重要的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他是经理,要搞经营,外出收书根本就没可能了。
在兰州古籍书店的发展历史中,张兰芳时代被称为“货多”,而李彦章时代被称为“钱多”。钱是怎么来的?有一次李彦章大胆进了几千本《术数》,而其他书店最多进了不过几十本,了解书籍的内容还有知道这本书的潜在读者让李彦章做了决定,结果是一销而空。这样的情况李彦章经历过很多,这使得他盘活了书店的经营。所以在退休20年之后,李彦章都压根没有想过书店会有“走投无路”的一天。
作用与意义
原样影印出版古籍书,应该是古籍书店除古籍收购之外延续历史文化的另一种责任。
上个世纪90年代,兰州文史研究者柏敬塘先生曾在这里购得两套心仪已久的古籍,他花120元购得张国常编撰的《重修皋兰县志》一套,还买了一本《兰州古今注》。当时,兰州古籍书店整理出版了一批西北文史古籍,得到文史界人士的喜欢。柏敬塘说:“当时还看中一套《甘宁青史略》,可是钱不够,没有买。”
同在这个时期,还在上大学的作家尔雅也常去古籍书店。他印象中那时候顾客盈门,热闹异常,还能时时见到本地许多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去书店是最愉快的周末休闲,像是过节一样。每周都去,成了习惯。近两年去得少,但每次路过,都要去看看。”尔雅最近一次去是停业前的几天,买了一本字帖和《王羲之传》。
多年来,尔雅在书店买过大量的书籍。他很得意的书有: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民国笔记史料丛书》、《古代禁毁小说系列》以及亨利米勒《北回归线》系列,书法碑帖等等。“很多市面难找的书籍都是在古籍书店找到的。当时做课题,需要资料,别处都没有。”
兰州地方志专家邓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兰州书画家张兴武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兰州古旧书店购置碑洞子《怀素自叙帖》宝藏、临摹三十多年,经书画家李世嵘先生建议,张先生不敢自珍,自费印刷,广以流布,嘉惠书坛,功德无量。此帖应为初拓本,全文702字完好无缺,神韵精完,用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幻莫测而又法度谨严,刻工拓工俱佳,诚佳本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厚宏达参与影印出版了一些古籍书,当时全国兴起修志的热潮,影印是为省内一些地县修志提供古籍样本,像一函4册的《皋兰县志》、一函12册的《重修皋兰县志》、七函65册的《甘肃新通志》、4函32册的《甘宁青史略》、一函12册的《陇右方志錄》等十几部都是那时出版的。
“原样影印出版,不是图赚多大的利润,应该是出于让人们能看到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珍贵古籍的一种责任。”厚宏达说。
省文史馆馆员、兰州历史文化研究开发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张克复现在还作为参考书的《陇右方志錄》、《兰州古今注》等十多部古籍书也是在这里淘到的,不仅如此,张克复编写的一些书籍还在这里寄售过,像他的多种《甘肃地方志》销售得还不错。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恢复开店后,张克复就是这里的常客,每周必去一次的习惯保持到今天。几十年下来,张克复觉得在这个老店里存放着像他这样的众多老文化人的情感,他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找不到这个店的感受。
“无论怎样改革,这个老店被保留是十分必要的。”张克复呼吁。
■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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