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需从头说起

流年碎笔 □ 张期鹏

前些日子，与一大学教授聚谈，我问现在大学里是否还有写作课，她说有啊，是一门很重要的课。她同时告诉我，现在全国有中国写作学会，很多省还有省级写作学会。中国写作学会挂靠在武汉大学。

我连声“哦哦”，大概因惊喜而有些失态。旁边的人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写作学会最早创建于何时，也不知道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吴伯箫；即使知道了，好像也不必惊喜，因为他们与吴伯箫并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吴伯箫，是我的莱芜老乡，是我几十年来崇仰的文学前辈。崇仰日久，必生情感。他所创立的写作研究组织，历经近40年风雨依然生机焕发，难道不是一件令同乡晚辈高兴的事情吗？

手头有一册1981年7月10日出版的《写作》创刊号，我循着它的踪迹，又走回到了这个学会创建时的状态。

中国写作学会，最初名为“中国写作研究会”，创建于1980年。当年12月24日至27日，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96所高等院校的130名代表，其中包括一名台湾籍代表。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周大璞致开幕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密加凡、文联主席骆文到会讲话，著名作家徐迟作《关于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选举叶圣陶、朱东润为名誉会长，吴伯箫为会长，武汉大学周大璞、东北师大吴伯威、南京大学裴显生、重庆师院董味甘为副会长，武汉大学周姬昌为秘书长。研究会总会会址设在武汉大学，下设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六个分会。大会同时决定出版普及性刊物《写作》和《写作研究丛书》。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上面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用“一时多少豪杰”来赞誉，恐怕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中国写作研究会是为适应当时高等学校写作教学的实际而建立的，正如周大璞在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所说：“高等学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其所培养的人才应有较高的写作水平，不论文科、理科以及其他各科都是如此。如高等学校各专业都不设写作课，或者虽设写作课而不认真进行写作教学，以致毕业生的写作多半文理不通。那么，高等学校怎能培养出高级人才？高等学校毕业生怎能成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干部？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又怎能蒸蒸日上……”

此时的吴伯箫，已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在因事未能与会的情况下被选为会长，可见他在中国高校写作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威望。其后，他还曾在1981年8月参加过中国写作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常务理事（扩大）会议。1981年11月，他被确诊为晚期食道癌。12月，他虽未能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写作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仍抱病提交了论文。可惜的是，他在1982年8月10日因病去世，不然，还会与中国写作研究会产生更多交集。

中国写作研究会会刊《写作》创刊于1981年7月10日，时为双月刊，编辑部设在武汉市珞珈山武汉大学内。吴伯箫为此刊主编，副主编为武汉大学周姬昌、复旦大学于成鲲、西南师院傅德岷，另有15名编委分别来自其他高校。

令人瞩目的是，这份刊物虽然主要由高校教师主办，却没有什么高居“象牙塔”之感，尤其是“写作教学经验交流”“习作讲评”“家庭写作辅导”这样的栏目，既有一定理论性，更具实践性、实用性，很接地气。这恐怕与吴伯箫的办刊宗旨不无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吴伯箫关于如何办好《写作》的直接意见，但从创刊号封二刊发的他于1981年4月为《写作》写下的题词中可见端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努力运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文字，记叙事物，说明问题，发表议论，实事求是，摒弃假话、大话、空话；使人看得清楚，能如实地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从而共同从事建设工作，推动社会前进。这无论是文学创作，科学研究，公文处理或一般生活的应用，都应该是我们写作的要求和探讨的课题。”

网上查阅中国写作研究会和《写作》杂志有关情况，知道中国写作研究会已改名为“中国写作学会”，会址还在武汉大学；吴伯箫之后的历任会长，有臧克家、裴显生、於可训、方长安；同时，还设立了现代写作理论、古代写作理论、司法文书及行政公文、军事写作、经济写作、科技写作等六个专业委员会。会刊《写作》依然还在继续出刊，并且已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近40年的风雨旅程，中国写作学会和《写作》杂志定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管有多么精彩、曲折，不管有多少喜悦、苦涩，其源头都在吴伯箫那一代人。他们当年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被遗忘的，有些事情，的确需要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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