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叔的报缘 □罗葵良

今年清明节，我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准备回家乡——忻城县新圩乡新圩村金波屯扫墓，临行前，我找来一个纸箱，把最近一个多月的《来宾日报》装好，放进汽车后备箱。大媳妇问我：“爸，你拿这么多报纸回去做什么？”我说：“拿回去给你们二叔公看。”身为大学副教授的媳妇说：“这种年代，谁还看旧报纸。”我说：“二叔公喜欢看。”

二叔公叫罗冠成，今年已经78岁，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前几年曾担任过副屯长。他性格开朗，是一个热心助人的老人，他特别喜欢报纸。而我呢，就因为写稿，也因为报纸，我的命运不断得到改变。

1970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了几个月，大队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有一名业余通讯员，把生产队的好人好事写成稿件，寄到公社及县广播站。生产队指导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开始时曾被我拒绝。因为当时劳动实在太累了，我们经常天还没有亮就出门，天黑了才进家。二叔对我说：“写吧，说不定哪天你因为写稿得出去。”

在学校时写作是我的强项，在二叔的鼓励下，我开始写新闻稿件。晚上收工后，我撕下从学校带回来的空白作业纸，在黄豆大的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划着。第二天装进信封，剪一个角后不贴邮票，让生产队的小学生拿到乡邮电所投进邮箱。当时生产队都有安装有线广播，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坐在广播喇叭下听，几天以后，我写的广播稿被县广播站采用了。从此以后，我写稿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除了写本队的好人好事外，还写本屯其他生产队的好人好事。

大约半年后，公社要举办业余通讯员学习班，大队党支书因为在广播里多次听到我的名字，他叫我代表大队去参加学习。在公社几天的学习时间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新闻的三大要素。

二叔对我所写的稿件非常关注，他每天晚上也听广播，有时还为我提供一些新闻素材。尽管当时写稿没有一分钱稿费，我还倒贴了买信封和稿纸的钱，但我仍然乐此不疲。当年上级经常来大队招工招干，二叔曾几次去找大队党支书，叫他给我一次出去工作的机会。1971年12月的一天，党支书对二叔说：“你这个侄子很有才华，大学开始招生了，以后让他上大学，不要当工人，当工人太可惜。”

1972年8月，在生产队及大队的推荐下，我荣幸地上了大学，本来想今后当个记者或作家，可偏偏进了医学院。无论如何，能跳出农门已经非常幸运了。1975年8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领导看出我有写作等特长后，很快委以重任，让我担任了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职务。利用工作便利，我又开始拿起笔来，宣传单位的好人好事，发给县广播站的稿件用稿率不断提高。

1984年11月，我在县卫生局担任副局长，《广西日报》举行建国三十五周年“难忘的一页”有奖征文，当时写稿的人特别多，报社收到的稿子达2000多篇，能发表的只有83篇，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20篇。我以亲身经历写的散文《水的悲欢》获得二等奖，在全县范围内引起了较大反响，二叔更是高兴地拿着发表我这篇文章的《广西日报》，见人就炫耀。

1987年1月，我辞去县卫生局副局长职务，到县人民医院当个普通医生。都说无官一身松，除了上班外，我写稿的时间更多了。1988年7月，《广西日报》举行“民族地区巡礼”有奖征文，我写的《山村的笑》获得二等奖，报社通知我到南宁领奖。到那里后，报社领导叫我向与会人员介绍创作经验。我一看获奖名单及签到本，所有人都是记者或专职新闻干事，我是唯一的业余通讯员。我对领导说：“向他们介绍经验，我这不是班门弄斧吗？”领导说：“正因为你不是科班出身，就更有说服力。”无奈，我只好在会上“瞎吹”了几分钟，哪知广西电视台记者在那里悄悄录了像，当晚我的镜头就在电视新闻中出现了。

1988年5月，《桂中日报》创刊，报社领导及编辑到忻城县举办通讯员学习班，县委宣传部通知我参加。从此我又给《桂中日报》投稿，开始以卫生科普文章为主，然后又写新闻稿，随着“命中率”的提升，我和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一起被报社聘为特约记者。从此以后，我结识了黄国栋、蓝元权、杨树森等报社领导和老师，多次聆听了他们关于写作的教诲与指导，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写作的热情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

除了坚持给《桂中日报》投稿外，还向《健康报》《广西日报》《广西支部生活》《民族医药报》《广西民族报》《广西人口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投稿。除了新闻稿件外，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卫生科普文章等我都写。而且用稿率较高，以至有些报刊经常跟我约稿。

我有一个堂弟任村小学校长，那时他每年均订阅《桂中日报》，二叔交代他，看完后拿回家给他。堂弟在报纸上每次见到我的文章，都提醒二叔，特别是当时报社各种征文比较多，只要我参加，获奖的机会都比较多。特别是《桂中日报》举办的征文，我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我曾经是5家省地（市）级新闻媒体的特约记者及特约通讯员，曾获得优秀（先进）通讯员及各种征文奖60多次。

1990年，《民族医药报》和《桂中日报》的领导还征求我的意见，想调我到报社当编辑、记者，均被我拒绝。

2008年，《桂中日报》更名为《来宾日报》，二叔交代我，一定要保管好报纸，他经常定期骑着单车，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家乡到县城跟我要报纸。他记性很好，一些国家大事，经常是过目不忘。二十多年来，我因工作原因，加上把重点放在搞科研、写论文上，很少给报刊投稿。从2002年起，我主持的10项科研分别获市级以上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发表医学论文35篇，获得市级以上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3次，2015年4月评为广西先进工作者。可以这样说，这与我过去长期写稿有一定的关系。

几年前的一天，二叔问我：“老大，怎么现在报纸上没有你的文章？”我说：“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去采访，也没有这个激情了。”当然，偶尔兴趣来时，也写一两篇。2005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准备出差，并买好了外出的车票。在医院图书室阅读《健康报》时，突然发现一则卫生部与《健康报》联合举办“我与食品卫生法”有奖征文启事，期限只有一个月，还有5天就到期了，而我出差却要1周时间，距上车还有两个多小时，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桌前敲起了键盘。一个多小时后，一篇1000多字的应征稿件《悲剧源自人无知》就通过电子邮箱发往位于北京的报社。当我出差回来时，我的文章已经出现在《健康报》上，最后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全国只奖5名）。

尽管现在有智能手机，在手中每天都可以看到新闻，但网络上的东西，我是不太相信的。每天只要《来宾日报》到手，我都认真阅读。我与二叔一样，看报纸不用戴老花镜，这也许是我们与报纸有了一种特殊的“缘分”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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