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与传销的战争：来宾市政府下战书，2年清走十万传销者

来宾市与“传销佬”的战争，是在2011年8月11日之后全面打响的，此后的2年间，约10万传销人员从这里被遣返，他们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来宾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一座城市，曾以“传销天堂”闻名。2007年到2011年，是传销在这里最为猖獗的一段时期。那时大街上穿西装，说普通话的外地人随处可见，他们在当地人口中，名叫“传销佬”。

实际上，早在2003年来宾市建市之初，传销人员就已经悄然流入了这座城市。一名当地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这些传销者的到来，曾在短时间内，为来宾带来了一片“繁荣”的假象，“但很快问题也出现了。”

据当地公安机关统计，在2004年到2007年，来宾市因传销诱发的暴力刑事案件约190起，来宾市随即抽调各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打击遏制传销。但他们最初对于传销的打击，陷入了“遣而不散，打而不绝”的困境。

到2011年，来宾的传销人员已逐步递增至近10万人之众。 同年8月11日，随着媒体的曝光，来宾“传销天堂”的名号传至全国。

来宾市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周湘华介绍，这次的曝光事件成为来宾市打击传销的分水岭，市政府随后发布了严厉打击传销的有关通告，并调整了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上升为市委书记、市长挂帅，政法委牵头，35家政府单位直接参与，“最终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整治方案，在2年内完成了传销在来宾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将‘传销佬\’全部清走。”执法队员查处传销窝点。  本图片均为来宾市打传办供图（除署名外）

数万传销者“入侵”，虚假繁荣与担忧情绪并生

陈志军已经记不清曾经租住在他家里的传销者到底是六个还是七个，他对这些人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他们被打传队抓走时的狼狈身影。在来宾市镇南社区，许多当年为收纳传销者而临时加盖的房子现在都已经闲置下来。  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陈志军说，传销者被抓走后就再也没回来，村里人曾租给他们的房子，在此后的几年间，再无人问津，传销者的到来与离开，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巨大变化。

在来宾市河西社区，几乎每家每户的楼房都有五六层高，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临时加盖的，现在都已被闲置下来。陈志军说，河西社区共有一万七千多名居民，但在2009年前后，共有六万多人曾居住在这里，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传销者，“有山东人、河南人、四川人、也有湖南人等，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租房需求变大了，村民们就开始一层一层‘种\’房子。”

“种房子”的现象在最初一段时期，一度成为传销者为来宾这座新城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但变化远不止于此。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告诉澎湃新闻，来宾市是在2002年底开始建市的，到了2003年，街面上就开始出现三五成群的外地人，“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传销是什么，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到来宾投资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到来是一件大好事。”

传销者为来宾带来的“好处”，很快得以体现。刘师傅说，随着传销者不断涌入，来宾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那段时间，床、蔬菜、被褥、灶具等价格不断飙升，蔬菜从原来的两三毛一路飙升到1元钱。只要是‘传销佬\’用得着的东西，在来宾都比外地要贵得多，甚至有人为‘传销佬\’量身定制了‘传销床\’和‘传销凳\’供他们居住和‘上课\’使用。我们出租车虽然不敢随意涨价，但由于人多生意好，那时候的收入也比现在高出一千多元。”

这种来宾特色的经济生态，曾一度让很多当地人感到兴奋和满足，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当地人对于传销者也并不排斥。但随着传销引发的社会及治安问题逐渐突出，在这种兴奋和满足背后，不少人也产生了恐慌情绪。

一名当地人士称，2004年在来宾曾发生了一起跳河事件，“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了，外界盛传的一个版本是，有人被这些外地人控制在出租屋里不让他走，后来这个人在逃跑的时候情急跳河了。也有人说，他是被‘传销佬\’洗脑之后，将家人骗来最后搞得倾家荡产，跳河自尽了。”

上述当地人士称，这件事过后，传销一词开始传入人们耳中，并被人们所关注，这些活跃在来宾的外地人的身份也开始受到质疑，“他们自称是来投资的，但来了那么多人，来宾却并没有一家大型的企业或工厂出现。跳河事件发生后，又相继传出很多非法拘禁及诈骗案，政府开始打击传销。一些本地闲散人员听说政府在抓‘传销佬\’，知道他们不敢报警，便开始抢外地人东西，这些治安问题开始让人们感到担忧，我们突然觉得来宾像是被这些‘传销佬\’入侵了，但那时他们的数量已有数万人。”

打而不绝被称“传销天堂”，市政府下战书

来宾市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传销发生在2006年。许多当地人对这一次打击行动记忆犹新，除了一批又一批传销者被遣返时的景象，还有他们返潮时的来势汹汹。

来宾市工商局副局长黄如涛告诉澎湃新闻，来宾市是在2002年12月28日建市，2003年初开始陆续有传销人员进入来宾，“他们选择来宾的原因是因为建市以后，来宾的中心开始转移到新城区，河西等老城区留下了大量的空房和空地，这里后来成为传销者聚集最密集的区域。而另一方面，来宾地处柳州与南宁之间，这种地理位置导致一旦传销组织在柳州和南宁遭到打击，就会向来宾转移。”

随着传销者在来宾势力的不断扩张，社会治安问题逐步凸显，2004年到2007年，来宾市因传销诱发的命案、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刑事案件约有190起。当地政府及居民也逐步意识到传销所带来的危害。

2005年11月1日，《禁止传销条例》（国务院第444号令）正式颁布实施。黄如涛说，禁传条例的颁布，让来宾打击传销开始变得有据可依。2006年10月，来宾市从各单位抽调执法人员打击传销，并举行千人动员大会。

2006年10月，来宾市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传销行动，先后从各个单位调动了1000余人参与其中，除了公安、工商、房管等政府单位，供电、供水、通讯、银行等企业也加入其中，来宾市委市政府试图通过对传销者的住房、通讯、水电、资金等方面的控制，压缩传销者的生存空间，达到彻底遣返的目的。

一名当地居民回忆称，2006年的那次打击力度很大，“短短几个月时间，城区周边的民房里面‘传销佬\’一下子全搬空了。但很快，他们又都回来了。”

当地居民称，这次大规模打传确实曾在短时期内，让“传销佬”在来宾市消失了，但当时遣返的人员中，一部分从城区转移到郊区，更多的人在遣返途中就下了车，再次返回来宾。

此后的几年，也成为传销在来宾市最为猖獗的一段时期，到2010年前后，在整个来宾市，外来的传销者几乎占到城区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近十万人之众。“这些‘传销佬\’平时除了上课洗脑拉下线就没什么正事，在大街上，凡是看到三五成群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基本都是搞传销的，我们本地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当地居民说。

对于这次集中打传的失败，来宾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陈安军说，主要是由于来宾作为一座新城，此前缺乏城市管理经验，加之对传销活动的发展蔓延认识不足，导致传销者在来宾市短短3年间数量剧增，最终形成“遣而不散，打而不绝”的困境。

“传销天堂”的帽子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被扣在了来宾的头上，来宾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但能够肯定的是，2011年8月11日经过媒体曝光后，这个名号开始响彻全国，也让来宾人蒙羞。

曝光事件发生后，来宾市政府很快出台了有关通告，建立起长效机制，要求全市从市委书记到社区干部，全部参与到打传行动中来。这份通告后来被当地人称为是来宾市正式向传销宣战的战书。

由于查处的传销人员过多，来宾市曾通过驻地部队，用军车将传销者遣返。

清退近10万传销人员，“传销天堂”成无传销城市

来宾市政府在2011年出台的这份打传通告以及随后建立的长效机制，最终使传销在来宾消亡，也让来宾彻底摘掉了“传销天堂”的帽子。

来宾市工商局副局长黄如涛告诉澎湃新闻，通告发出后，市委市政府对来宾市打传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长，政法委书记、分管公安、工商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35个成员单位直接参与，并下设了来宾市打击传销指挥部，由政法委书记担任指挥长。时任市委书记张秀隆在此后公开表态，要不惜人力，不计代价，彻底将传销从来宾清除出去。

来宾市打传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后，在此前成立市打传专业队的基础上，兴宾区也成立打传专业队，两支打传队由公安、工商、检察院、法院以及水电部门抽调专人脱产负责，每个队约60人。

“这次调整可以说是一次革新，通过公检法的直接参与，我们可以在执法过程中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及规范性，最重要的是，由他们来负责把关，确认执法现场搜集到的证据的有效性，这一作法对于后期追究刑责意义重大。”黄如涛说，传销人员被抓获后，由水电部门负责对其租住的房屋停止供应水电，防止其被遣返后再次返回。

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来宾市、区两级打传队中，有一支神秘力量，他们从未出现在现场执法，却是打击传销的重要一环——被称为打传队侦察兵的摸点队员。

梁天斌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告诉澎湃新闻，工作中他们负责寻找目标，跟踪和汇报，“我们是打传队的眼睛，为打传队提供精准的打击目标。一旦确认了目标的身份以及住所要及时汇报，等大部队赶到，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黄如涛说，传销人员被抓获后，执法人员要继续挖上线，找头目，最终达到毁体系的目的，“根据打传工作领导小组要求，能追究刑责的要坚决追究刑责，不能追究刑责的，要进行行政处罚并送到教育感化点进行反洗脑教育，签了不再参与传销活动的保证书后再进行遣返。”

经过两年多努力，到2013年下半年，近10万传销者被从来宾遣返。与2006年的打传行动不同，这次他们被遣返后，再也没有回来。

2011年8月后，为促使群众参与打传，当地居民每家每户都存有一张无传销社区联系卡。  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黄如涛说，来宾在打传过程中，通过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并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感化措施，以及街道、社区的广泛参与逐步形成的“五个一”体系，“一张网，一个平台，一张联系卡，一份责任书以及一封公开信。除了前两项由政府单位负责外，后面三项则是发动群众参与，通过联系卡，让市民知道发现传销人员应该如何处置，一份责任书确保在来宾再没有人将房屋出租给传销者，而一封公开信则是从源头管控，传销人员被遣返前，我们会写一封信寄给他的家人，防止他再入传销歧途。”

2017年初，广西自治区打传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来宾市“无传销城市”称号，这标志着在这场与传销的战争中，来宾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时任来宾市政法委副书记周湘华告诉澎湃新闻，“尽管现在‘传销佬\’已经全部被清走，但2011年8月11日之后形成的打传机制，并未撤销，我们要确保打传工作搞得定、清得走、守得住。应该说，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来宾做法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但最终成败，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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