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 学者大儒费孝通 结缘梧州情未了

采写：本报记者 吴亿林罗丽思

摄影：本报记者 麦朝枢（除署名外）

费孝通（1910年－2005年），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费孝通，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费孝通与梧州有着颇深的渊源，当年风华正茂的他，本与新婚燕尔的妻子远赴广西开展调查，妻子不幸遇难，梧州的珠山鹤冈成为费孝通当年泣埋爱妻的地方。当时闻名两广的梧州思达医院，也令他有着难以忘却的救命之恩。

考察途中妻遇难珠山鹤冈寄妻魂

1910年11月2日（清宣统二年），费孝通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28年，高中毕业的费孝通，升入东吴大学，攻读医预科，打算成为一名医生。后来受进步思想影响，1930年，他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就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费孝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王同惠。王同惠十分欣赏费孝通的学识与才华，更理解他内心深处的理想和抱负。于是一对才子佳人，就此拉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1933年毕业后，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毕业典礼后，他和王同惠就在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浪漫而简朴的婚礼。然而没有让人想到的是，小两口新婚不久，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俩的蜜月，选择了到广西大瑶山金秀开展社会调查。

为何会作出如此决定？这最先是源于两人合作翻译外国人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时，王同惠曾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调查研究，写出有关中国社会民族研究的书。机会很快来了，当时，恰巧广西省政府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民族）的课题，需要合适人选，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设法联系了广西省当局，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欣然同意，也认为其两人是最佳人选。“当时，费孝通已经获得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奖学金，他的恩师提议他到英国留学前，最好先在国内进行相应的学术调查。”梧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志创介绍，得知被选派消息的费孝通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于是就在二人新婚的第四天，便惜别恩师，辗转两个月，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广西金秀的大瑶山，开展瑶族体质测量和社会历史文化考察。

1935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18日进入大瑶山腹地东南乡。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荒无人烟的地方调查，其艰苦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对小夫妻同甘共苦，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向外界发出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

调查的行程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12月16日这一天。调查队一行像往常一样，从古陈村出发，翻山越岭到罗运村进行调查。万万没想到的是，意外发生了。

一路上，古陈村派出的向导在前面带路，费孝通、王同惠相互搀扶着跟在后面。行至五指山冲口时，王同惠累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费孝通将她扶到一块大石上坐下歇歇。这一歇，他们便与向导失去了联络，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来，费孝通寻找出路时，忽见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以为是人家，立即趋前探身察看，谁知那是瑶族猎户为猎兽设的陷阱，他的脚一触机关，轰隆一声，上面木石俱下，把费孝通砸压在了下面。

看到丈夫遭险，王同惠奋不顾身地用尽全身力气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成堆木头和大石块搬开，却发现丈夫的腰部、腿部均受重伤，已站不起来，伤情严重，便将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看着天色渐暗，王同惠知道光呆在此处不是办法，需要下山求救，于是安慰丈夫先留在原地，她下山找人相助，随后便只身下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荒野之中……

没想到，王同惠的这一去，竟是永别。

眼看着天快亮了，久久不见妻子消息，费孝通忍着剧痛趴在地上慢慢往前爬，自寻救助并寻找爱妻。直到17日傍晚，他终于碰到一位瑶族妇女，她带来了两位瑶族男青年，轮流把费孝通背回了古陈村。

可是，此时的王同惠仍然杳无踪影。瑶民们连续6天出动寻人，但踏遍了周围的山村乡寨，也未找到她的踪迹。重伤之中的费孝通，昼夜思念爱妻，盼望着她的消息。不幸的是，直到1935年12月23日，瑶民们在古陈与罗运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原来当天王同惠救夫心切，求救途中不慎坠落深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那时，离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仅仅过了108天。

瑶民们按瑶寨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仪式后第二天，瑶族乡亲们护送重伤未愈的费孝通和王同惠的遗体离开，经平南县到达桂平江口渡口上轮船，顺江而下，到达梧州。

费孝通原本准备把爱妻的遗体送回她老家河北省肥乡县安葬，但船到梧州后，费孝通见遗体已不便长途转运，于是托友人将棺材起岸，安葬在珠山鹤冈上。费孝通请人精心设计了王同惠之墓，下葬之时，费孝通叫人用两条粗铁链将棺木悬空吊在墓穴当中，以使之“不沾泥土，不污同惠圣洁”。葬下爱妻后，费孝通到广州医治。1936年5月，他再次到梧州，专程登临珠山鹤冈拜祭，并亲笔为爱妻写下了碑文。如今，王同惠之墓仍坐落在珠山鹤冈上，面向南边，对着西江，墓周围林荫集翠。清明前后，坟墓拜桌上常放有市民供放的香火和水果，朴实的墓碑上，仍可见费孝通当年写下的碑文，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思达医院施妙手及时治疗控病情

梧州与费孝通的渊源，不止如此。当年，费孝通曾在梧州接受治疗，并有效控制了病情。

王同惠长眠在鸳江之畔后，费孝通的伤情却未见好转，反而更为严重。他在东吴大学时的同学孙宝刚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把费孝通背到了梧州思达医院（工人医院前身）进行治疗。“当时的思达医院是梧州乃至广西最先进的医院，医疗设备等方面相当有优势。”彭志创介绍说，费孝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病症减轻，精神有所恢复，已能勉强站立。病情初步稳定后，费孝通便从梧州转至广州做脚骨开刀手术。

随后，伤情稍稍好转的费孝通，立即着手整理王同惠在瑶山调查的资料，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之后书籍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王同惠。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金秀大瑶山花篮瑶的人口、族源、语言、民风礼俗、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等状况，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也寄托了费孝通对妻子的怀念之情。在此书编后记中，费孝通深情地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应为“愿”，编者注）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教师夫妻具慧眼“落草”遗碑见天日

费孝通对妻子王同惠情深意切，梧州人民对这对夫妇也十分敬重，为了保护王同惠的墓碑，还曾有过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段动荡岁月之中，这块饱含着费孝通对妻子一片深情的墓碑，在动乱中一度流落于荒野之中，幸好被一对好心夫妇发现，将墓碑巧妙保存下来，才不使其遗失。

这对夫妇，就是当时的梧州市第五中学教师刘志鹏、邱艾军。原来，当年他们曾在珠山上接受监督劳动。梧州市志办原主任陈金源说，一天，他俩从年久失修、已被泥土和落叶掩盖的墓旁经过，发现地上有一块显然被人移动过的石碑，他俩扒去碑上的杂物泥土，细读碑文后，大吃一惊，发现竟是费孝通为其妻王同惠立的碑。

为了不使石碑没落于乱草乱坟中，他俩把石碑抬回当时的栖身之地梧州市第五中学。考虑到当时自身的身份特殊，为了不被监督者发现，他俩巧妙地将石碑反过来，用背面作洗衣板，终使石碑得以保存下来。

刘志鹏夫妇获平反后，曾多方打听费孝通的消息，但一直未果。后来，在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刘志鹏在一份外文杂志上获得了费孝通的线索，于是赶紧写信，才与费孝通取得联系。后来，刘志鹏又向梧州市政府建议修葺已荒废的王同惠墓。《梧州市志》（文化卷）记载，1988年秋，王同惠墓经过重修，占地面积17平方米，墓中间立有一块石碑，碑高115厘米，宽98厘米，四周围有12条水泥柱，各柱之间有铁链相连接。而墓碑由于被发现保存下来，才得以再度复立，也使得费孝通1988年的梧州之行不留下遗憾。

墓碑的复立，费孝通也十分感谢梧州人民，并与刘志鹏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4年，民盟梧州市委在刘志鹏夫妇的倡议下创办了一份《普通教育信息报》，而创刊号上的报名，就是由已身居高位的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题写。费孝通1988年来梧拜谒王同惠墓，下榻在北山饭店的当晚，就接见了刘志鹏等民盟梧州市委的常委，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刘志鹏向费孝通敬赠了《梧州民盟在前进》的活动剪影相集。

眷顾梧州一生情发展建设尽所能

身居高位的费孝通，一生与梧州结缘。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力尽所能，或一张题词，或一个提案，或一封亲笔信，或一篇论文，或一首诗词……长期眷顾着梧州，与梧州续下一生情缘。

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于梧州的广西大学正是发展的高峰期，当时担任校长的马君武，多方网罗人才，聘请了一批名流当教授，爱才惜才的他对费孝通这样一位学界才俊早有所闻，费孝通就是受聘的名教授中的一位。1935年，费孝通在思达医院治病期间，马君武校长和其他教授，经常前往探望，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鼓励他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就。这一切，费孝通都铭记在心，也让他对梧州的教育事业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50年后，梧州的发展规划，又一次与费孝通联系在了一起。

1985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分校批准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专门发来亲笔信，鼓励梧州申办梧州大学，并担任学校的名誉顾问，信中写道：“梧州大学当予支持，可做一名誉顾问”，此后更经常关心学校建设。

1986年，梧州市与多个西江流域城市在北京召开建设西江工业走廊战略讨论会，谋求区域合作，因公务繁忙未能到会的费孝通托人专程送来“开发岭南丰富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题词致贺。

1988年12月15日，时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率团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活动，并到梧州市慰问。重回梧州，令他百感交集，隔天上午便奋笔挥毫，借诗寄意：“一别五十载，白发今又来，西江水长流，人老志不衰。”下午，78岁高龄的费孝通带着侄儿和外孙女来到珠山王同惠墓前，庄重地献上一束鲜花，并致三鞠躬，然后肃立默哀。睹碑思人，费孝通慨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以告慰王同惠在天之灵。不知是天意，还是行程的巧合，这一天，正好是费孝通与前妻王同惠生离死别53周年。

此次来梧州，费孝通除了了解梧州的发展和建设，纪念妻子王同惠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看望他的老朋友和救命恩人。陈金源说，费孝通扫墓后，专程到了当年给他治病的思达医院看望，他在医院里拉着院长的手，对围拢的医生们说：“老病人来看望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今天。”《据梧州市工人医院志》记载，费孝通还与医院的医务人员合影留念，感谢医院的救命之恩。

费孝通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梧州期间，还到岑溪参观指导，并为岑溪县花岗岩板材厂和桂圆可乐饮料厂题词。费孝通考察了“岑溪红”花岗岩后，欣然写下“自然纹章，琢磨成艺”的题词。

1992年，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他在论文中点到了梧州：“1998 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外围，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

1994年3月，费孝通得知梧州人民盼望修建长洲水利枢纽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他，欣然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与程思远、李沛瑶一起，在建议长洲水利枢纽工程立项的报告上签字。同样也是在1994年3月，梧州市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洛湛铁路复线通过梧州的提案，费孝通也与程思远、李沛瑶等三十多位人大代表在提案上签了名，支持梧州的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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