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的背后

    本报记者 苏叶

 前不久，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布了一起房产行政案的一审判决，撤销了房管局作出的错误行政行为。这起普通的“民告官”案件让原告李玲非常高兴，作为普通百姓，她用诉讼维护了自已的正当权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近年来，“民告官”案件受理数量大幅增长，这昭示着，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具体地体现出来：即便是行政部门，有权也不能任性。

 “民告官”案件收案数大幅增加

 1998年6月，李玲和丈夫赵启明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的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在了赵启明名下。之后，赵启明未经李玲同意，将这套房屋卖了。

 房子卖掉不到一年，赵启明因为意外死亡。李玲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才发现房屋被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玲将买房人起诉至法院。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决确认该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买方不服提起上诉，经兰州市中院二审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李玲又将兰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诉至法院，要求撤销颁发给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兰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给买方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

 今年1月18日上午9时，富民公司原办公室主任薛勇带人到公司，要会计张云拿出账本进行拍照，并欲将账本强行拿走。富民公司向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报案，民警赶到后认为此事属于经济纠纷，对薛勇进行了劝阻，并口头告知其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就离开了现场。警方离开后，薛勇强行将公司的九册账本拿走。张云又再次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打电话要求薛勇将账本返还富民公司，并告知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富民公司认为薛勇的行为已构成违法，七里河分局对此既不立案，又不出具书面答复，更没有对薛勇的行为进行处理，其行为已构成“不作为”。富民公司向兰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七里河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责令被告七里河分局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

 ……

 省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立案登记制改革及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民告官”案件收案数大幅增加。全省法院新收各类行政案件4934件，同比上升27.1%，审结4482件，同比上升18.8%。其中新收行政 一审案件2280件，同比上升63.9%。行政纠纷比较集中的领域仍然是城建资源类和公安类案件。

 此外，2016年年初，省法院公布了10个“民告官”典型案例。10个案例涉及交通违法、行政登记、土地登记等行政执法领域，多数审判结果为民众胜诉。

 “民告官”不再难

 行政诉讼是一种“民告官”诉讼。一直以来，“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是拦在解决行政案件前面的三座大山，使许多老百姓不敢告“官”、告不起“官”。

 去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民告官”正式走进新时代。而今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对“民告官”的官方行为又作出了禁止性规定。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逐步解决了‘民告官\’案件‘三难\’突出的问题，对‘民告官\’案件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给行政机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对法院审理‘民告官\’案件也带来了很多良性的改善。”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王伟律师说。

 据统计，去年全省法院审结的各类行政案件中，经协调化解后以撤诉方式结案420件，占结案总数的16.4%， 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撤诉率的大幅下降，说明在行政案件审理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的“畏难”、“不敢判”等情形正在逐步改善。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增长的背后

 在今年年初省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刘晶说，行政案件数量激增与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改革有着很大关系，行政机关败诉也不像以往那么少见。

 据统计，去年全省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2.3%，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超越法定职责、行政程序违法等是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

 现实中，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的确解决了行政案件“审理难”的问题，让法院挺直了“腰杆”。据统计，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改革以来，全省行政案件数量激增，2015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2280件，同比增长63.9％。

 “‘民告官\’反映的是一种进步和文明，说明群众法治意识增强，正在逐步走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道路。”在记者多日的走访中，很多受访律师认为，“民告官”多一些不见得就是坏事，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告官”案件的激增也体现出群众正在逐步走出行政争议主要依靠“上访”的路径，预示着公民维权更趋于理性，正寄望于一条解决纠纷的制度化通道。同时，“民告官”案件激增，促使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更加依法行政，这是一个好现象。

 一些业内人士还认为，“民告官”案件数量和关注度的上升，既是社会经济变化、《行政诉讼法》施行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更是人民法院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的结果。“民告官”反映出老百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社会已开始创造一种平等机制，允许老百姓与官员或官员代表的政府平起平坐。这种机制下，民与官可以商量、协调、谈判，直至走向诉讼。同时，“民告官”案件也反映了行政机关行政还存在诸多问题，或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尤其是非诉讼调解渠道不畅等问题。

 行政诉讼执行问题任重道远

 虽然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业内人士认为，行政诉讼执行问题仍是当前法院的一个棘手难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要彻底改善，仍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邹世语律师说。

 “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案件‘三难\’问题，必须修订《行政诉讼法》之外的相关法律，真正从制度上给予司法机关独立性，保证司法不受行政干预。”邹世语律师认为，要解决行政案件执行难问题，除了对现行《行政诉讼法》进行彻底改革，还必须改变“审执不分”的观念和做法，相应地进行符合执行本质的制度设计，能够使司法执行独立，真正不受各种非法行政的干扰。

 法学人士认为，如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不执行行政判决，应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其挑战司法权威的成本。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问题的规定过于简单，关于执行过程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规定的相当粗疏，特别是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时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得十分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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