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探寻敦煌的神秘魅力

近期，央视《敦煌》纪录片热播，给国人展现了灿烂的敦煌文化和敦煌地区浓郁的历史和文化韵味。“苍天苍，黄土黄。千年一梦大敦煌。”敦煌，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千年血脉的文化瑰宝，正日益走出专家学者的研究室，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西北偏北的敦煌，连接西域的敦煌，传承文化的敦煌，多灾多难的敦煌，灿烂辉煌的敦煌。大敦煌，是大中华文明的小浓缩。

接近敦煌，就是接近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一章。“《敦煌》的编导们历尽艰辛，将这一宝库展现给更多的观众，算是一份功德。”著名学者马未都在他的博客里如此评价。

敦煌古称“三危”。据《都司志》载：“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县城东南三十公里。三危耸峙，如危卵欲坠。故云。”现在敦煌东南仍有三危山。敦煌在上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而敦煌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居民是帝舜。《尚书》记载，舜曾“窜三苗于三危”。敦煌的悠久历史不仅见于古籍和传说，还见于考古发现。根据考古发现，在夏商周时期，敦煌就有羌戎等少数民族居住。到春秋时敦煌以地产美瓜而得名瓜州，其主要居民为在此驻牧的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战国时，月氏吞并羌人，赶走乌孙，成为敦煌的主人。

从“三危”到“瓜州”，再到后来的“敦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带走了西域的驼铃，也带走了君王将相的边陲功业，唯一没有带走的，是掩埋于黄沙下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因为一个洞窟的名字被空前重视。一座莫高窟，带来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带来了一门让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敦煌学。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所雇的人在清除莫高窟第１６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堆满经卷、佛像等文物的藏经洞。这本是惊人的发现，却成了中国人永久的心痛。由于当地的富绅和官员难以认识这些文物的价值，再加上清政府忙于应付外国侵略，学部几近瘫痪、外国探险队的劫掠，这些文物大部分流向国外，少部分散失于民间。

敦煌文物的流失客观上为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敦煌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促使了敦煌学的产生。

在敦煌学的推动和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日渐重视的背景下，１９４４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其主要职责是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从此，敦煌莫高窟和敦煌文化有了专门的保护和研究机构。１９５１年，由于研究领域扩大，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１９８４年８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１９８７年８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１２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另一个王圆箓 （死了的王圆箓，不死的民族痛）

据《敦煌莫高窟》官方网站有关资料：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既有佛、菩萨等神灵形象，也有各种现实生活中的俗人形象。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造型和衣冠服饰。通常，俗人形象造型富于生活气息，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衣冠是中原汉装；而神灵形象则造型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衣饰多为异国风格。而且，由于时代不同，人物的造型和衣冠服饰、甚至渲染手法都有所变化。

敦煌壁画的题材极其丰富多彩：有净土变相，有经变故事画，也有佛、菩萨等神像和供养人肖像等。净土变相的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复杂丰富的画面仍非常紧凑完整。经变故事画内容丰富而多变，场面、情节生动有趣。佛、菩萨等神像符合美学特征，是古代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供养人壁画真实地描绘了古代上层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内容，对当时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具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有关研究者认为，敦煌壁画为了突出人物形象，还继承了传统造型的变形手法。“和人物塑造方法随时代而变一样，敦煌壁画所用的变形手法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早期多浪漫主义成分，变形程度较大；形象特征鲜明突出；隋唐以后，画面的写实性日益浓厚，因而变形较少，画面立体感较强。敦煌壁画采用的变形方法主要是夸张变形。为将菩萨塑造成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敦煌壁画采用对人物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增加身体、手指等部位的长度，缩小两眼之间的距离等；相反地，为了将金刚力士塑造成体魄健硕，拥有超人力量的神，敦煌壁画采用横向加宽，加粗肢体，缩短脖颈等方法。

冯骥才先生在他的《人类的敦煌》中这样写道：“敦煌是我至今遇到的一个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敦煌面对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表现出一种宽容、亲和、慷慨和主动——主动的吸取和主动的融合。”这种宽容的融合使敦煌成了人类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

以莫高窟藏经洞文物为首的敦煌文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首先，敦煌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展现并保存了一个难得的我国古代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为古代地区文化研究丰富了资料。

其次，敦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活跃了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敦煌文本为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众多新鲜的资料。在文学史上，敦煌出土文本涵盖久已流失的变文、词话、讲经文和一些历代诗话所没有记载的特异型诗体。敦煌文本甚至还涉及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些敦煌文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资料。敦煌出土文本不仅在文学方面，还在宗教、社会、民俗、历史、地理、艺术、法制、医学及科技史研究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再次，敦煌文献对一些佚史和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有补正作用。如，敦煌文献中发现许多吐蕃文书，补正了新旧《唐书》对吐蕃占领敦煌六十余年的记载。敦煌文献还对一些在传统历史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补充。难怪有人感叹：“若非敦煌文献，史书之谬，史事之佚，恐怕很难理清。”

从东西方学术研究来讲，敦煌文化对中西方学术研究有桥梁的作用。有关研究者认为，因为敦煌学的材料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境内的许多古代少数民族和许多其他国家，因而具有极大的民族和国际意义。再加上敦煌学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也来自多个国家，敦煌学被国内外重视的同时也促进了敦煌学者之间的友谊。敦煌学的国际交流与互补不仅使其自身的研究突飞猛进，也逐渐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与合作的重要内容。

王圆箓其人

长久以来，王圆箓都是以藏经洞的发现者和文物破坏者的双重身份出现的。这个和莫高窟联系在一起，死后仍然将自己的坟墓立在敦煌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们用眼下最流行的网络文体给王圆箓同志整理了一份简历：

姓名：王圆箓，又作圆禄。

籍贯：湖北麻城人（一说王是陕西人）。

性格：老实（轻信斯坦因谎言，将价值连城的文物以极低价售出；后来甚至主动赠送）

特点：运气好（麻城干旱，灾年没有饿死；肃州当兵，没有战死；发现藏经洞，对敦煌文物流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被批判死）

特长：善于发现（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靠发售抄写的道经和替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等赚些小钱。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初夏，因杨在洞窟墙壁上磕烟锅，发现有回音，杨将情况以实相告，王圆箓遂与其破壁探查，发现藏经洞）

主要工作经历：小时候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难民如果也算是职务的话）。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正当职业，混口饭吃）。退伍之后，在酒泉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终身职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后流浪到敦煌，住在莫高窟，成为莫高窟实际上的住持。发现藏经洞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在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自己写了《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从王圆箓的个人履历来看，王圆箓的确是一个小人物。他发现了藏经洞，也使藏经洞内的文物散失殆尽。但是，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对于敦煌文化而言，都是一种贡献，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藏经洞的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也为敦煌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在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做了他该做的一切，尽了最大的努力。王圆箓曾向地方官报告发现藏经洞之事，也曾提供实物证据，但一些当地官员在得到宝物后也只是玩赏而已。就连后来对敦煌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叶昌炽和当时甘肃省学台，都没有对藏经洞进行实质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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