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驿使图 胡 杨

日前，《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七期中，甘肃省的三件文物铜奔马、驿使图、人头形器口彩陶悉数登上舞台向亿万观众亮相，而在这些展品中，最引人注意的还要数《驿使图》画像砖。那么，这幅《驿使图》出土于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呢？

这还要从邮驿文化说起。

说到邮驿文化，我们很容易想到嘉峪关新城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驿使图”，《驿使图》绘于公元3世纪前后，它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邮驿制度的国家之一。原画长34厘米，宽17厘水，为米色底，黑色轮廓线，马身涂黄，还有几笔红色的斑块。《驿使图》画砖在前室前进方向的左下侧。画面是一个邮驿使骑在红鬃马上，头戴进贤冠，身穿右襟宽袖衣，足蹬长靴，左手举木牍文书，驿骑四蹄腾空，信使则稳坐马背，反衬出驿马速度的快捷与信使业务的熟练，特别是传说图中的驿使脸上五官独独缺少了嘴巴，意在表明昔日驿传的保密性，这种真实而又写意的手法，对后世中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这幅“驿使图”已经作为中国的邮政传递标志广为流传，嘉峪关市委市政府也在城区的醒目位置，竖起了“驿使图”雕塑，文化部门还创排了以《驿使图》为线索的大型四幕秦腔。1982年8月25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为纪念这一集邮文化界的盛事，原邮电部选中“驿使图”为邮票图案专门单独发行J85《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小型张一枚，票图古朴、典雅，契合纪念主题，一面世就受到集邮者的喜爱。从此，《驿使图》悄然成为中国邮政的“形象大使”。新中国邮政储蓄1986年恢复开办，原国家邮政储汇局于1994年起发行首款全国通存通兑银行借记卡性质的储蓄绿卡，卡面又选用了文化底蕴深厚的“驿使图”。

但我国最早关于邮驿的文字记载，还要追溯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文中记有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边戊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其中有“来鼓”二字。《诗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驿差传递的官府的紧急文书，书信古代通称为“书”。到奴隶制国家建立后，统治阶级为了治理国家，出于传递各种信息的目的，建立了驿站，并通过人、马接力传递紧急书简，实行了有组织的邮驿制度。

驿站是邮驿制度的基本设施，官府对驿站的管理不仅有一整套管理制度，而且有使用驿站的法律，违者按律令治罪。乘驿，需凭盖有皇帝玉玺的“铺马圣旨”，并按圣旨上规定的数目使用马匹等驿站设备。若遇军务急需，特急者示以金字圆符，次急者示以银字圆符才能使用驿站的设备和马匹。

甘肃省博物馆1965年在兰州收集到一块银字圆牌。牌为铁质圆形，牌面的字系另制镶嵌在铁板上，两面凸出。圆牌高15厘米，宽11.5厘米。圆牌附有佩带用的圆环，正反两面都铸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八思巴蒙古文五行。据我国史学家蔡美彪考释，系“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之意。可认定为“银字差使圆牌”。它是由居守地方的蒙古诸王贵族或军事长官所掌管，用以派遣使臣，以昭示于沿途的驿站。差使圆牌由朝廷铸造，故牌面上铸有皇帝的圣旨。他原来只用于一般传递军情政令，以取信于沿途驿站。元朝曾规定：“以圆牌督董军情政令，余事不得发遣”。但由于各地诸王贵族都自行掌握圆牌，有权发牌遣使，所以，滥发圆牌的现象甚为普遍，甚至“……细务并商买之事，皆佩圆牌而行。”差使圆牌不仅滥给使臣，还直接给予往来贸易的色目商人，造成使用的混乱。朝廷曾下令禁断，但依然难以遏止。

驿站“掌投递公文，转运官物及供来往官员休息的机构，自隋以后，皆隶属于兵部”，是官方交通管理的基层组织。《沙州图经》记载了二十个驿站，这二十个驿站都分布在今敦煌市境内。一个县境内设置二十个驿站，说明交通管理是较为严密的。唐朝诗人岑参在往北庭（今乌鲁木齐）都督府途中就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形容驿站分布的诗句。所谓“塞驿如点”正是指边远地带的驿站设置而言。唐朝官府虽然对交通管理、驿站设置很重视，但当时甘肃境内的交通条件和道路状况，还是很差的。“……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这正是河西沙漠地带交通困难情景的写照。

嘉峪关一带，自汉武帝横扫匈奴，在河西走廊“设四郡、据两关”以来，邮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悬泉置就是一座典型的汉代驿站。那时候的“置”，相当于后世的驿站。考古发掘证明，在李广利伐大宛获汗血马的同年（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在悬泉设立了专事传递公文、邮件并接待过往官差、使节、军队的重要机构——悬泉置。这座汉代遗址于1987年发现，从1990年开始，甘肃省文管部门组织文物考古专家对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轰动了学术界。 悬泉置出土的其他遗物也极其珍贵，种类繁多，有各种农具，打猎用具，货币兵器，陶器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这些遗物虽历经千载，保存得却完整如新。如帛书家信完整可读，漆筷与现在所用的一模一样，漆耳杯色彩艳丽，几双帮底开全的皮鞋将国内制作和穿用皮鞋的历史上溯了几千年。在残墙断壁上发现的皇帝诏书和医药方的墨书题，被称为当今考古界的惊人发现。以上众多遗物为研究西北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崭新、丰富、确凿的原始资料。悬泉置遗址位于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1.5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这里南依三危余脉火焰山，北临西沙窝，为汉唐年间瓜州与敦煌之间往来人员和邮件的一大接待、中转驿站。这里东去瓜州56公里，西去敦煌64公里，遗址总面积22，500平方米，海拔1，700米。 从现已揭露出来的遗址看，遗迹结构之完整，出土遗物之丰富，遗存保存之完好，文化内涵之广泛，实属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收获之一。

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中提及了很多古代驿站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到驿站在丝路中的地位。宋代将驿卒改由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实行每到一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递。由于北方其他政权的对立和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宋代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通过海上进行，即“海上丝绸之路”。随之，海上驿道开始出现。 到了元代，由于军事范围和疆域的扩大，驿站仅在国内就有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这一时期，驿站的功能开始变得多样化。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海上驿道进一步延伸至非洲。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7万余名，驿马4万多匹，归兵部主管。19世纪中叶以后，驿站经费多被官吏中饱私吞，驿政逐渐废辍。到清朝末年，随着近代邮政的兴起，驿站的作用日渐消亡。追溯3000年的中国邮驿史，邮驿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用通信工具，而且也是我国有组织管理、有计划部署的官方主管部门，它还同时兼备部分的民间通信职能。古代邮驿被看作“国之血脉”，这种信息传递体制其实既是封建王朝的“血脉”，也有中国古代文明的“国脉”之称。

从运输工具上看，河西的马车、牛车、畜驮、驼群运输等，都有进步有发展。民勤、山丹、敦煌等地的骆驼及凉州的毛驴是河西走廊传统的运输工具。现在敦煌莫高窟302窟中就有隋开皇年间“驼车过桥”的壁画。《唐会要》记载：“元和十一（公元816年）正月，以讨吴元济，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西……回纥使献骆驼及马，以内库缯绢六万匹，偿回纥值。”这段记述不仅说明河西地区是骆驼、军马产地之一，而且也表明骆驼、军马是主要的运输畜力。这种畜力驮运和传统的牛拉木轮车，自秦汉至隋唐不仅是河西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也是丝绸大道上的主要运输工具。西夏和北宋的茶马交易，其马源也多出自河西。

甘肃境内的驿道，不是山险就是沙碛，运输十分困难。站户最怕的是马匹倒毙，而这种事情则经常发生。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甘肃行省报奏死马铺199匹，骆驼24头。至元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临洮府脱脱禾孙塔察儿星报，临洮、巩昌、通安等驿由于天灾，缺草少粮，马匹倒毙很多。马匹虽是站户的私有财产，但死了还要另补供役，无钱买马，官府逼追，站户或者“鬻妻卖子”，或者亡命外逃，或者投王公府内为奴。甘肃境内驿站的这类事件，在《经世大典》中比比皆是。

站户侍候、送往迎来的都是有权有势之辈。能够乘驿的，或是各国使臣，或是朝野文武官员，甚至包括中外僧人。这些达官贵人很难侍候，稍不顺心，非骂即打。甘肃境内驿道行经的地方，往往“尽皆沙漠，遥远艰阻，四无人烟”。站户当役“露宿野食，马乏少粟。如奔驰数日，势致人瘦马毙”。元朝甘肃驿站上的站户，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中亚关系和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所受之苦也是罕见的。

万里长城的许多重点的关口，本身就发挥着驿站的作用。山丹县境内新河驿曾是明清时期的古驿站，现存遗址为一正方形土堡，边长70米，总面积4,900，墙体上宽3米，下宽5米，黄土夯筑，墙内存一驿井。这是长城与驿站共处的一例。

雄伟壮丽的嘉峪关，也应该是中国邮驿史上的奇迹。嘉峪关长城位于嘉峪关市域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地势最高的嘉峪山上，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长城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主宰，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它的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瀚海沙漠，极目远望气象万千。嘉峪关长城，以关城为中心，向南15华里至讨赖河万里长城第一墩为止，向北约15华里到石关峡堡附近，沿黑山山脉向上，至半山腰止。这段长城统称西长城，全长约30华里。北长城从北面第一个起墩开始，至新城堡附近，全长约60华里。东长城从新城堡向东北约30华里，至酒泉下古城，开始连接直达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嘉峪关除以围绕关城修筑了东、西、北三段长城外，还修筑了一整套严密戍守的候望系统和快速传递信息的燧、墩、堡、城。所谓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在整个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要数烽火台，它一般都建在长城内侧比较高峻的地方，各个烽火台传递信息，遇到天阴刮风下雨，烽火台不起作用时，便使用驿站快马，逐站接力进行传送。嘉峪关一带，五里一烽，十里一驿，驿站，把中原政府的声音一路传向了遥远的西域。

邮驿，对中国社会文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其名远早于“丝绸之路”，再说，一条丝绸之路，也是由一个个驿站连接起来的，没有驿站的保障与供给，丝绸之路早就荒芜了。

如果说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那么，邮驿就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回顾邮驿的历史，回望邮驿的身影，或许我们能勾起遥远的往事，但我们更应该肩负起传承和保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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