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下的彩陶文化研究日趋深入——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论点摘要本报记者　王长华

8月13日至15日,由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和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期间,来自乌克兰工程师范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图书馆、河南焦作市武陟县政协,以及省内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和嘉峪关市有关文史研究学者等近百名专家学者,以马家窑彩陶文化为主题,对中国彩陶文化和嘉峪关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学者分别从各自的专业学术角度出发,以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教育学和美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彩陶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这说明,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彩陶文化研究正在日趋走向深入。

现将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摘录其要,以飨读者。

陈望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简论马家窑彩陶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一文认为: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民族史前文化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将主要滥觞于中国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进一步予以肯定并且朝着夏商文化性格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的一些基本的传统是在马家窑文化奠定基础的,这一切均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而集中体现在它的彩陶艺术之中。无论就其丰富性还是就其深刻性而言,马家窑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从史前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中介,而且是中华史前审美文化之渊薮。

杜斗成(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明哲(河南武陟县明哲书画院院长)所著《嘉峪关关城修建者李端澄有关事迹的初步调查》中写道:李端澄,字学溥,河南武陟人。生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至正德三年(1508年)任副使整饬甘肃兵备。其在甘肃任职期间,曾主持增修嘉峪关角墩、关城、敌台等重要的城防设施,是修建嘉峪关长城的重要人物。有关李端澄的记载不仅有传世的文献资料,同时在其家乡——即今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有相关的实物资料存世,其子孙后代均在该地繁衍生息。鉴于此,2017年5月我们专门前往河南省武陟县,与李端澄二十世孙李明哲先生一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调查。武陟县位于焦作市东南部,与郑州市北部相接。李端澄出生地在武陟县城西25公里的西陶镇王顺村,该村现仍聚居有众多李氏后裔。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在《从汉唐玉门关到明代嘉峪关》一文中指出:玉门关,为古丝绸路上最重要的关隘之一,随着历史的演进与丝路交通的发展,其关址曾有过几次变迁。汉唐时期曾先后设在今嘉峪关市、敦煌市、瓜州县境内,五代以后又重新回到嘉峪关一带。明代所设的嘉峪关,即是古玉门关的延续。由于嘉峪关市石关峡与瓜州县双塔堡均曾为历史上的玉门关址,既然玉门关已于2014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有理由认为除敦煌玉门关外,其余这两处玉门关址亦应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受限于凯恩斯规定,一个国家一年最多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进入名录,但对于遗产保护的“扩展”无此限定。因而建议嘉峪关市与瓜州县应积极运作,进一步做好宣传与保护工作,争取尽快通过“玉门关遗产扩展”的方式,将石关峡与双塔堡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样一来嘉峪关市和瓜州县除现有的“万里长城嘉峪关城楼”与“锁阳城”外,又各自多拥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市、县拥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这在全国其他城市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也可为“一带一路”和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以及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增添异样的光彩。

吴通(西北民族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在《明代嘉峪关边防地位的演变》中指出:嘉峪关在中原王朝边疆防御体系中的地位于明清时期最为要紧。明洪武至天顺时期,由于关西八卫对西北的有效屏障,嘉峪关的边防地位并不突出,关防工程亦较为简单。自明成化以来,由于土鲁番、瓦剌以及西海蒙古的威胁,嘉峪关的边防要塞地位日益凸显。随着以关城、长城、堡寨、驻军为重点的边防体系的有效完善,嘉峪关遂成西北第一巨防；明万历时期,因土鲁番的衰弱及明朝在青海边政的成功,嘉峪关的防御压力下降。明天启、崇祯时期,西北边境逐渐安定,明朝的边防重心系于东北,嘉峪关的边防功能随之弱化。

朗树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彩陶研究专家)在《河西走廊史前彩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古浪县三角城遗址位于县城东约45公里的民权乡大景河台地上,这里出土的彩陶圜底钵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武威地区发现多处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如五坝山、磨嘴子、王景寨、瓦罐滩等遗址。与甘肃中部的马家窑类型相比,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陶质偏红,黑彩更加亮丽,纹饰带较宽,陶盆多深腹,出现较多的竖条带纹。其中以舞蹈纹彩陶盆最具地方特色。有学者将武威马家窑类型视为马家窑文化的独立的新类型。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以武威皇娘娘台遗存为代表,遍布河西走廊。彩陶特点:泥质、橙黄,多无陶衣、带耳罐很多,黑彩居多,竖、斜条带,三角折线、网格纹窄带。四坝文化从山丹到新疆东部均有分布,北达内蒙的阿拉善盟。陶器特点:夹砂、红陶,盛行红色陶衣。器型种类繁多,黑彩为主,器形上有双耳,但突起于器表。从马家窑文化到沙井文化,延续了二千五百年左右,主要是从东到西发展。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与西域文化交流。四坝与沙井文化还可能吸收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

钱汉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在《彩陶文化——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写道:古老的彩陶文化,竟在世界东西方之间几乎同时产生,比较典型的是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遗址彩陶与中国仰韶彩陶,两者极为相似。在伊朗国家博物馆,看到大型彩陶器物与中国马家窑文化纹饰极为相近。巴基斯坦出土的彩陶上的纹饰,与中国的齐家文化彩陶的图案也极为类似。彩陶上以弧线勾勒的三角纹、带竖纹的花瓣纹、细腻的斜线纹、规整的绳索纹,这些美丽精致的图案,表达了古希腊、两河流域和中华黄河、长江流域原始先民共同的艺术追求和人文理想。其实在丝绸之路之前,中外已经有了密切的交流,一条比丝绸之路更为久远的“彩陶之路”依稀存在。中国有的考古学家研究认为,这是一条从5000多年前开始形成的中、西农业文化交流通道,它并无十分确定的“道路”,主要表现为人群的移动和交融。虽然贸易的比重可能很小,但却是东、西方之间交流生产技术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通道。彩陶文明存续2000多年后,东、西方两支彩陶文化都逐渐消亡。两个地区都发生了人群的迁移和社会的动荡整合,但黑海沿岸地区,在罗马帝国之前没有形成高级政体。在中国,历经动荡整合后,有了陶寺和二里头这样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两个相似的、发达的农业社会,走向不同的发展结果。人们对于辉煌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应该作更深入的探索。

孙宏开、刘光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著《马家窑文化的“源”和“流”——语言人类学的视角》认为:语言往往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人们可以从语言分析出讲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远近关系。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研究中国东亚地区人类语言的远近关系的。1998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叫《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有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这个项目。研究结果证明东亚这个次大陆的人群大体分为6大块:汉、藏缅、苗瑶、侗台、南亚、南岛,其中汉与藏缅最接近,这一结论也与考古、历史等学科的研究结果相应征。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宁夏,距今约6000年左右。其后又发展为齐家文化,分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它与仰韶文化有密切关系。从民族脉络来看,属于我国后来所称的西戎民族集团,与今藏缅语族语言的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以“月亮”一词为例,说明汉藏语系具有同源关系。马家窑文化的源,也是藏缅语族语言使用者的根。这方面的证据(同源词)我们在数据库里找到80－100个左右。马家窑文化继续向南扩散,一直到喜马拉雅南麓,这就是我2013年立项做的《跨喜马拉雅藏缅语族语言研究》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马家窑文化向南、向西扩散,经过多条迁徙路线,到达喜马拉雅南麓,构成了现在庞大的藏缅语族语言及其族群,这就是马家窑文化的“流”。深入研究这个“源”和“流”,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们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周边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和族群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焦虎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甲骨文中的“氐”与“氐羌”——兼论“氐与羌”的源流》中提出: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问题,历来是西南民族史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尤以“氐与羌”源流问题的争议最大。“氐与羌”的族属源头问题,直接影响到以后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演化与发展的判断。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梳理夏商时期甘肃的民族成分,辨识先秦时期“古羌文化大通道”中西北地区主要民族的构成也具有指导意义。在归纳与总结各派对此问题的主要论述观点后,运用民族学、考古学材料、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加以综合推论,可以为“氐与羌”源流探索找到新的突破口:结合甲骨文中的相关文献记录与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期有关考古资料,可判断先秦时“氐羌”中的“氐”并非族称,“氐羌”本为从羌中分化而出的一支特殊分支,故“氐羌”同源。

娜达利娅(乌克兰功勋艺术家、彩陶研究专家)在《的黎波里也文化中的彩陶艺术》中写道:的黎波里也文化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黑海东岸、摩尔多瓦、东罗马尼亚,部分分布在匈牙利。从源头上来看,它与次新石器时代的巴尔干-多瑙河区域的文化相关。的黎波里也人会进行与烧制陶器用炉的告别仪式。为了确保日后的生产活动顺利进行,他们将特制的器皿放入炉子以表示对守护神的敬意。正是由于这个文化传统的存在,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大量的彩陶,而这些彩陶的特征正是这个时代的陶器艺术的主要特征。的黎波里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的彩陶,陶器分为两大类:厨具和餐具。彩绘图案丰富,有描绘渔猎内容的,还有蛇纹、螺旋纹、太阳纹等。的黎波里也文化彩陶上常绘有两条蛇,这让人联想到了中国道教思想中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的黎波里也彩陶装饰的表达重要核心之一就是农耕者的心理和世界观。在的黎波里也文化发展的后期,的黎波里也聚落的分工中出现了畜牧业者,这个过程在其彩陶的装饰中也有所反映。从的黎波里也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开始,的黎波里也彩陶的主要装饰元素之一是螺旋纹,螺旋纹表现了太阳的不断转动。的黎波里也文化的繁荣时期跨越千年,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50年间,的黎波里也经济开始衰落。这主要归咎于欧洲的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衰落。彩陶的数量减少,粗制滥造的彩陶的相对数量越来越多,同时,地面上的坟墓开始出现。这表明的黎波里也族群开始和其他族群,特别是西北的族群融合。

张润平(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从黑山岩画、新城区魏晋墓葬群画像砖壁画以及明长城分析嘉峪关当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写道:嘉峪关黑山岩画主要分布于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的黑山峪谷的陡崖峭壁之上,其画面反映了古代牧民对精神生活的强烈追求,为羌族文化遗迹,对研究河西走廊古代羌族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黑山岩画与马厂彩陶图符之间,其法天象地的意趣是一致的。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勾画出了一幅幅古代的民间风俗画面,古朴、真实地再现了当地平民百姓半耕半牧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嘉峪关长城位于河西走廊中西结合部(中部偏西),距今已有631年的历史,它比山海关早建九年。火烧沟文化遗址是甘肃六大古文化遗址之一,出土于1976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该遗址位于嘉峪关不远处的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距玉门市区20公里。火烧沟出土的陶器造型优美,制作细腻,形象逼真,表现了远古时期的火烧沟人高超的智慧和审美能力。嘉峪关在史前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的咽喉通道；嘉峪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大通道中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为一体的安定祥和、富裕文明的一个高地；嘉峪关明长城的建立与长期驻守,把守住了非本土宗教信仰的侵入,确保了嘉峪关以东河西走廊在冷兵器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持续兴盛发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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