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部文学民族志 读《野马，尘埃》

——读《野马，尘埃》 《野马，尘埃》

□谢天开

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有强烈的探索性与明显的跃升性，并呈现出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百万字的丝路历史文化长篇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文本，既与已有存在的文本诸如新旧唐史相关联，也与同期存在的相关西域文化的文本相关联，如吐蕃、回鹘、大食、粟特、匈奴、楼兰、莎车、大夏、大月氏等西域各民族部落史及西域诸国别史，还与后发现的敦煌诸种文本相关联，从而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诗学风格。

这样文学的民族志，以新旧唐史的中土正史，与西域、敦煌的种种文书传说加以混合，让“中心”的唐朝史与“边缘”的各民族史相互对应，建立起了客观历史叙事与主观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在真实与虚构的互化之间成就出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野马，尘埃》作为探索艺术小说，其风格瑰丽奇异，让读者在阅读时，往往超离昔往既有的阅读经验，甚至初始产生一种晕眩与幻觉，继而慢慢地感受到西域大漠雪域高原与云贵红土高原的凛冽、清刚、华彩、缤纷的壮美与优美，让读者或有面对天书之感、阅读异书之叹。对此，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评论说：“这是中国唐朝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互文性的历史文化小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叙事结构的互文性、历史与神话传说的互文性和叙事语言的互文性。

小说的特征之一，叙事结构的互文性。

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将唐史与西域民族史同时呈现，以让一千年前发生的从祁连山以北至敦煌以西，从疏勒河到昌蒲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天山南北，让长河落日圆的农耕文化与大漠孤烟直的游牧文化之间彼此进退、彼此战争、彼此融合，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历史文化的原态还原。

小说的结构相当奇异，在虚构人物尚修罗的串联下，化用《庄子》中的寓言：“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引入小说。小说的题材以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时期为背景，以十颗巨卵“混沌”与十二颗巨卵“倏忽”为典籍文化容器，作为唐朝与西域各族控制和争夺的宝器为小说线索，反映了西域各族与中土唐朝的恩怨纠葛，主要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接壤处丝绸之路上，演出了一幕幕神异的历史戏剧。

小说的特征之二，叙事方式的互文性。

这样的叙事方式，表现为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如此叙事方式，一方面承袭了从《山海经》《搜神记》直至唐传奇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如此叙事方式让小说叙事性显得亦真亦幻若闪电若雷鸣，将一千年的大唐与西域风光与故事描绘得无比奇异而神奇。

凡此等传奇，虽然不合常理，却于历史离奇事件里显示出历史文化的真实。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特有的小说神话传说的文学风格，并在现代小说叙事的总体性中，不断以虚为实，化实为虚，呈现出符号文化的象征意味。

小说的特征之三，叙事语言的互文性。

小说的语言句式，主要或为唐朝汉地编年史的简洁，或为吐蕃藏地叙事的华彩词语密林。《野马，尘埃》的互文性，不但包括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典故、引文、改编、书注、回忆、敕令、奏表等等文体的语言风格，不但调节了叙事的节奏，变化了叙事的语言，同时还包括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的整体关系。

小说叙事语言的互文性，亦如作者所述：“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感情的剧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此并置互文性，让小说的艺术风格众声喧哗而五彩缤纷，氤氲出西域特有族群、气候与风尚奇异而神秘的氛围。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探索艺术的文本所呈现的互文性，让小说叙事从文学民族志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学思想跃升至历史哲学的层面，氤氲着西域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著名学者叶舒宪评论道：“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天地者，容器也；而在这容器之中的目前景象往往是混沌迷蒙的；而过往的西域历史迅疾似野马，西域文明纷落似尘埃。

猛可间，让人感悟到这正是《野马，尘埃》所展现的丝绸之路西域大地的鸿蒙与文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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