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那段时间真是如履薄冰,想想都后怕!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头,拿一根棒子,进到洞窟里,那洞窟文物就完了!我们担心红卫兵破坏,担心武斗,怕洞子被砸。好在当时研究所内部只有一个人到外面去参加武斗,也并没有把外面的武斗引到莫高窟来。研究所总共48个人,没有一个人那样做。一般人在“文革”中难免做些从众随大流的事情,大多数人也是应付一下,甚至口头上附和着参与一下,这可以说是情有可原。因为随着“文革”的声浪不断被推高,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这个命运,所有人都要参加运动,不想参加也不行。

今天说某个人有问题,就必须批判他；明天说你有问题,大家也得批判你。人人都知道,这是大趋势,可以理解。但有的人并不是被动地参与“文革”,而是有意借这个机会整人,这一类人有人格的缺陷。面对同事之间互相揪斗,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父亲,至亲的朋友相互检举,一切伦理道德仿佛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人性中

的恐惧或妒忌,在一种公开的场合中被催化发酵。其实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有的人就看不清这一点。看到其他人在受罪,有些人就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快乐,还要加以嘲笑和欺辱。有些人想利用“文革”牟利,加之一种野心的内在驱使,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不惜把别人拖进泥潭,甚至落井下石。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之后,开始以历史审判者的语气和姿态写文章。但事实是,他所说的历史、历史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假的,是自己编造的。

经历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我认识到从前的自己太傻,太单纯。但是我很庆幸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始终有着自己的道德律,即便是父亲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让我失去理性。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父母和北大给予我的教育,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绝对不能乱跟风,今天刮东风就被东风吹着跑,明天刮西风就被西风吹着跑。

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敦煌,都是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事业而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把这一件事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业务搞好。不要你整我,我整你,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不然最后我们都将一事无成,把莫高窟毁了,也把自己毁了。跟着乱转就要付出代价。

回顾这段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时间都荒废了,没有用于学术研究和业务提高。1972年我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之后,仅和老同学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这两篇论文。和很多学者一样,我真正的学术生涯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使命。作为保管机构,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主心骨!在历次决定敦煌命运的关键时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仅因为依靠了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更在于大家始终坚持担当使命不动摇。

第七章敦煌的女儿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你,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回。到了这个分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下期看点:我是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家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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