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提要: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的鸣沙山东麓,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一千年间,佛教信徒们在这处高约四十米,全长约一千七百米的断崖上,持续不断地开凿了许多石窟。依照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况,分成南区和北区。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1窟为界,此窟及以南为南区,此窟以北称为北区。南区崖面分布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录的492个洞窟中的487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北区崖面稍短些,大约七百米,也开凿了两百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和南区洞窟一样,也是上下相接,左右毗邻,形状就像密密麻麻的蜂巢,最密集的地方上下有五六层,看上去十分壮观。但是北区仅有五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即第461—465窟。
由于北区以往没有进行过整体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所以对于北区洞窟的性质和功能,长久以来都没有定论。关于这些洞窟的性质,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供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赶庙会的香客们住的;有人认为是放羊人圈羊用的,这样可以保护羊群不受狼的侵害:有人认为是供游方僧暂住的;也有人认为是画工居住的画工窟、塑匠窟……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北区洞窟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北区洞窟形制有什么特征?相比莫高窟南区,北区洞窟处于什么地位?北区洞窟分属于什么时代?这些都是有待揭开的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老彭从1988年开始,带队主持了北区洞窟的考古。
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北区石窟进行统一编号,第二项工作是对编号的洞窟逐一进行科学的考古清理发掘,再对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并撰写考古发掘报告,以探索北区石窟的性质与功能,以及与南区洞窟的关系等。
这项工作非常复杂。由于北区的洞窟没有门,里面的沙土都是成百上千年积累下来的。在那些发掘清理的日子,老彭像一个民工一样,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七年里,他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他最终确定了北区崖面现存洞窟总数为248个,其中243个为新编号的洞窟。连同南区的487个洞窟,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为735个,与唐代石碑所载莫高窟有“窟室一千余龛”的数字比较接近。
老彭对北区考古清理发掘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北区洞窟是画工窟或塑匠窟。经过对已经发现的大量遗迹和遗物的考察和研究,他把北区崖面上的洞窟按功能和性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禅窟”,就是供僧众禅修用的洞窟;第二类是“僧房窟”,就是过去供僧人日常起居生活用的洞窟;第三类是“僧房附禅窟”,也就是同一个洞窟具备生活和禅修两种功能;第四类是“瘗窟”,是用来瘗埋死去的僧人遗体和遗骨的洞窟;第五类是“礼佛窟”,顾名思义,是僧众、俗人向佛顶礼膜拜、举行佛事活动的洞窟,窟内有壁画或塑像;还有一类是“廪窟”,是用于储藏粮食等物品的洞窟。
在这六类中,僧房窟在敦煌地区是首次发现。老彭最后统计出僧房窟在北区现存50个,洞窟大多比较宽敞,窟顶较高,甬道也比较高,这是为了便于僧人在洞内行动。僧房窟主要用于僧人生活起居,所以窟内有土炕、土灶,还有通向窟外的烟道,放置灯盏的小壁龛,有些灯龛至今还残存了厚厚的油垢。有的僧房窟还附设禅窟,这样的窟过去也没有发现过,这次总共发现了5个,大体结构是由两个后室共一个前室组成。
最重要的是,25个瘗窟的发掘,不仅填补了这类洞窟在敦煌地区的空白,而且数量如此之多,为其他石窟群所罕见。石窟瘗葬是露尸葬的一种形式。露尸葬源自印度,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被印度的苦行僧提升为一种修行方法。很有可能这种方式到了中国就改变了。僧人坐化于禅修石室,石室就当作他的葬所。瘗窟甬道口均用土坯或石块封堵,壁面上没有壁画。瘗窟也分几种,一种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这种窟比较低矮狭小,里面有棺床;第二种是由禅窟改为瘗窟的,这类窟的特征与一般的单室禅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据老彭推测,这些被瘗埋者,生前或许就在窟里禅修,死后不做移动,禅修的洞窟就被当作埋葬他们的瘗窟。还有一种是经僧房窟改造而作为瘗窟用的。
敦煌北区考古除了发现了重要遗迹外,还出土了许多重要遗物,比如老彭他们首次在敦煌发现了波斯银币。从银币的特征来看,应属于波斯萨珊朝卑路支王时期所铸造。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波斯银币的空缺,同时也反映出中西交通以及商贸往来活动的情况。此外,还出土了大批西夏时期的文物和文献,如12世纪西夏文佛经、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印刷品,后来被证实为世所罕见的重要文物。
伯希和当年盗走藏经洞无数文献精晶的时候,也到过莫高窟北区。他曾在B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攫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另有4枚在东京东洋文库,4枚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俄国人奥登堡又在北区洞窟盗掘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现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1989年,老彭他们发掘北区洞窟的时候,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48枚,使得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总数达到54枚(敦煌研究院是国内唯一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机构)。
北区考古还发现了残存四整页的文献。这是藏经洞里所没有的文字书写的文献。这件叙利亚文书使用的是从埃斯特朗哥罗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记录的是《圣经》文选,摘录的是《旧约》中《诗篇》的内容。文书使用白麻纸,纸张纤维均匀厚实,文书的年代应属元代。这个文书的珍贵价值在于,它可以确定中亚地区和中国曾经有景教的传道活动。景教在“会昌法难”时被禁,此后,唐末以至五代北宋,这个教派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但在一些边远地区仍有信仰者。在莫高窟发现的叙利亚文的《圣经》文献,以及景教徒的铜十字架,这些可以证明,唐宋至元末期间,在敦煌、新疆东北部、高昌国故地等区域内,应仍有景教徒的活动。
通过莫高窟北区考古可以发现,地接西域的敦煌,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也不断传到了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其结果,必然使敦煌这个地区留下遗迹和遗物。北区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和根据。
田野考古结束后,老彭就开始对北区洞窟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并撰写出版了一百余万字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他为了撰写这份考古报告,夜以继日。我们家的会客室也是餐厅,有一天院里的工作人员来家里跟我谈工作,他们无意中发现餐桌底下放着一个北区挖出来的骷髅,吓坏了。这是老彭带回家里来准备编号的遗物,一般是不会拿到家里的。但我们都是学考古的,也没有那么多忌讳,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
下期看点:我六十岁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我的专业是石窟考古,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为从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研究院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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