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自嫌诗少幽燕气 故作冰天跃马行

敦煌月牙泉张晓亮 摄

何 肆

叶舟，诗人、小说家，1966年生于甘肃。著有《大敦煌》《边疆诗》《敦煌诗经》《丝绸之路》《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等多部作品，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十月》诗歌奖等。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近日公布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中，有叶舟的109万字的《敦煌本纪》。它是国内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长篇巨制。作者叶舟以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浮沉，来重述河西走廊尘封千年的精神秘史，用文学的力量，发掘出了一座全新而劲拔的敦煌。

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辟了丝绸之路。从此“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相继”，古老的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敦煌，正处于这条路的咽喉要地。

这片渺远的西部边疆，也部分地保存下了文化的原生态，文明的血性及野性，新鲜又生动，古老而强悍。独树一帜的敦煌文化，也让文学家们的灵感源源不绝。

读叶舟的《敦煌本纪》，可以感受到他想写一个宏大但同时生长在土地上的敦煌。他探究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去理解敦煌的来路与归途——这样的一个敦煌，既是读者熟悉的那个真实敦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敦煌。

“一个作家不仅仅要活成一个地方的人，他要活成一个地方。”这是作家刘亮程的说法。他说叶舟的《敦煌本纪》仿佛是西北风，“把埋没在敦煌那片黄沙褐土中的千年往事全部都吹刮了起来，这是叶舟对一个地方的敬畏”。把自己写作的生命安放在敦煌的叶舟，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敦煌的底色又给了他的人生怎样的色彩？

日前，我们对作家叶舟进行了专访。

《敦煌本纪》讲述的是正义、力量和正信

问：此前书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很多，《敦煌本纪》如何另辟蹊径？它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叶舟：的确，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多了，这跟她的独异性和地标性密不可分。敦煌就像一眼荒漠甘泉，活人性命，养人魂魄，谁都想来饮一碗净水。另外，敦煌包罗万象，她不只是一种思想，还是重要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小说和诗歌也从未缺席。

但是，读得久了，思考深了，渐渐觉得不过瘾。因为太多的悬疑、猎奇、玄幻和穿越加诸其身，让敦煌虚悬，弥望无边，几成一片海市蜃楼。我以为，生命的姿态便是你写作的姿态，这与一个人的气象、认知和决绝有关。当大家都在眺望莲花藻井上的幻象时，允许我独自走出石窟，去请教戈壁和红柳，请教马匹与骆驼；当众人观瞻壁画、顶礼如仪之际，允许我卷旗西返，绝尘于川原平旷之中，去求问道路，打通关节；当伙伴们仰首问天，等待着飞天仙子花雨广洒、传布福音时，允许我走近田夫故老，坐在田间炕头，吃一碗馓饭，喝一口茯茶，做一回儿子娃娃。

《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起笔时，我立下了这样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洲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

这部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如何在一个山河动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说到底，《敦煌本纪》讲述的是正义、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与反击。

问：听说这部长篇的酝酿长达16年？

叶舟：这本书的起点，是19年前的一个发愿。2000年大年初一，我独自一人流连于莫高窟的千佛灵岩下。我当时就发愿，将来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我在新闻中心工作，一次采写的契机去了河西走廊。就这样开始酝酿故事的一些细节，但是那时还不知道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一部长篇小说至为关键的，在于找见第一句话，找见那一根线头，找见黑暗中的灯绳。2016年年底的一天，我从扬州赶往南京的禄口机场的路上，眺望着车窗外一轮落日，突然觉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侠，先我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找见了。

三十多年写作生涯面对的最大考验

问：创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叶舟：写完第一段开篇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困难了。之前这部小说我辗转反侧拟了好几个开头，都作废了。后来终于找到现在这个开头——“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

天罡地煞，《水浒传》嘛，这谁都懂。但“披着血衣”，血衣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当替死鬼嘛，伸张正义，这多好玩；“攒足了声名”，目的很明确；“前后六辈子爷孙，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好了，下一个得穿这件血衣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问：真难以想象，这是一下子写出来的？

叶舟：一口气写出来的。本来有一段作废的写法，我说“这六代爷孙在默默的光阴当中陆续披起了血衣”，没有力量，这是陈述句。后来我用这样的语言一表达以后，我说成了。我找到了自己的腔调，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方式。

真正开始写作速度很快。虽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碰见了几个难以逾越的关口，也有一些不忍割舍的情节，但因为整个故事的筋骨与血脉趺坐心中，万方鼎沸，一望旷然，基本上一口气写到了最后一个句号。

我控制得很好，不管是故事的走向与流变，还是人物的塑造，包括当初预计的篇幅，一切均在掌控之中，不曾塌陷。我记得定稿的那一天，著名的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我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一句歌词，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回头一想，我真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暗自心惊。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敦煌本纪》应该是我面对的最大考验。它的时间跨度，它庞大的体量和纵深，它所呈现的故事弧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长与畸变，对我都是一种狂野的挑战，一种全新而陌生的感受。

不过，在此期间，我也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打开了想象的边境，并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的实践与追索，百姓的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穆……这是需要我耐心思考，去认真处理的。经此一役，我不能说自己有过一种死生如蜕的体验，但至少浣洗一新，获得了某种底气，留给将来的写作吧。

写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一个冒险

问：一直以来敦煌都是您笔下的一个母题。但动笔写这样一部长篇，初衷是什么？

叶舟：我写过西北的民歌，写过诗歌、散文还有小说，敦煌可以说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一块疆土。但是一个作家的美德在于突破自己，所以再写敦煌的话，我一定要冒险一回。

写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一个冒险。因为对一个作者的年龄、经验、体力、认知、美学、伦理、立场等都有要求，当然还要求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缺哪一方面，这个长篇小说都会塌下来。而且写敦煌，你还要撇开研究者的角度，要规避学术理论的规范、逻辑。历史是沉甸甸的，像一块砖一样，而文学一定是飘升起来的，它建构一个人的精神空间。你要重新拓出一条道路来，要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讲一个崭新的故事。

问：这么长的历史维度里面，虽然同题的作品很多，但是崭新的故事总是有的，对吗？

叶舟：崭新的故事是有的。而且我不太可能去写一个玄幻的、穿越的故事，比如这个壁画突然一动，飞天娘娘走下来。这个故事也是自洽的，但不是我的美学所能。

我以前写过很多诗歌。诗歌是飞起来的，是有精神高度的，就好像莫高窟的莲花藻井，需要你仰头去看。但是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片大地上的圣生灵，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我去莫高窟，它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20多公里，四目都是戈壁，风一扬，路就糊住了。我就在想，赵家窟子、李家窟子、王家窟子，这些窟子是谁开的？用了多少年？要雇多少人？在没有钢筋的年代，他们要用石灰和泥浆来糊住这个结构，他们的原材料从哪里来？那个年代赚钱不容易，有的窟子要建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谁会把大把大把的钱扔在这儿？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什么坎，他求的是什么神？

后来我偶然读到，距离莫高窟五六十里路外曾有一个老沙洲城，它是一个氏族社会，一个信仰的王国。这个城现在荡然无存，但我在我的小说里面把它复原了。我要闻见沙洲城里面百姓的气息，闻见他们的烟火气、油烟气，我需要听见鸡犬相闻，需要听见喊孩子吃饭的声音、夫妻吵架的声音，需要看见门对门这些邻居之间的恩怨、仇恨……这个故事就这样慢慢成形了。

我发明了20世纪初的沙洲城

问：要在小说当中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洲城，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

叶舟：对的。这是一个信仰的国度，是我在史实基础上构建出的一个东西。史书上关于它只留下了一句话，说当年有过一座沙洲城。但这座城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南门、北门、西门、东门在哪儿，几点几分城门就关闭了？县衙门在哪儿，我的主人公安家在哪儿，草料场在哪儿，火神庙在哪儿，这些细节我都要一一地构想。

问：有很多历史资料可参照吗？

叶舟：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唐朝时老的沙洲城就已经不复存在。直到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重新开启塞坊，允许同新疆经商，又从甘肃各地迁徙了2900多户老百姓驻扎敦煌。

敦煌是水土肥沃的一片绿洲。当日河西走廊就是绿洲，所谓的四周之路都是绿洲。我就想，在这样一处水草肥美的地方驻扎2000多户人家，那大约有七万人左右吧。后来一查，果然没错。这就是沙洲城的雏形，城里要有粮食、蔬菜，要有人做买卖。买卖最热闹的是当时一个天津会馆，其次还有山西会馆，晋商、陕商，还有河南、浙江、广东的商人，都聚集在这里面。沙洲城就好像一个大舞台。我发明了这样一座城市，还画了一个详尽的图。

问：故事发生的时段设定在1910年到1938年，为什么？

叶舟：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1910年是清宣统三年，清朝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是共和，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戏上演。恰恰在这个民族最激荡、国家命运最叵测的时代当中，整个河西走廊却是一片沉寂。我在民国年间的一份报章上查到，当时有几个很有世界眼光的老知识分子，说整个西北地域是中国的一条“锈带”，它潜藏着战争的战略物资，也蕴藏着中国的未来。

贾植芳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不懂中国的西部，便不懂中国。在我看来，人世间最苍凉的一个词，莫过于“前世今生”。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工作，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

敦煌总能唤起我无限的想象

问：《敦煌本纪》全书109万字，出场人物上百位。完成这样一个大部头，无疑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跋涉。从资料准备到成文搁笔，您用了多长时间，怎么就坐住了冷板凳？

叶舟：酝酿和发酵长达16年之外，实地踏勘足有十几次。资料的准备和消化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我是那种对城市毫无兴趣的人。有时候写到疲累，就再去吸一口敦煌的空气。我认识的摄影家、画家比较多，有时候他们要去拍片子，说，“车上还有一个座位，去不去？”我包一拎就走了。

我从来不坐火车去敦煌，也很少坐飞机，都是坐汽车去。我有一句话叫“出城三里心花怒放”，我只要一开车，就心花怒放。一路上穿过河西走廊，再过“两州”——甘州、肃州，就是现在的张掖、酒泉，之后再过嘉峪关，过安西，就是古代的瓜州，1000多公里才能到敦煌。每一次去都很疲倦，但是有那种朝圣的感觉，一路走下来，浑身的百病都散尽了。

问：作为一个西北的作家，动笔写一个和敦煌相关的故事，您是怎样体会敦煌的内核的？

叶舟：我和很多人讲，敦煌对我来说就好像前世的一种宿命。我最喜欢的两句诗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少年无惧无畏，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你就不敢再高声语，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更大、更高的存在。敦煌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它总能唤起我无限的想象。

有人问过我，莫高窟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蓝色的。在我的小说里面，第一场雪就下了五天六夜。等主人公返程回来站在坡上，他看到的雪，雪白到极致的时候就是蓝色的。我要用我的文字，让读者体会到整个莫高窟是怎样一个干干净净的圣洁佛国。

问：作为一个甘肃人，来处理敦煌的题材，会不会有一些地利人和？在看待敦煌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叶舟：之前有一回我给甘肃写一个片子，他们说甘肃的地形像一个羊骨头，或者说是一个哑铃。我说“错”，一定要往好里写，它是一个如意。

如果你长时间关注一个题材，不管是写诗还是小说，一定会有新鲜的发现。敦煌对我来说，就像写作的一口泉眼一样。但这次写完《敦煌本纪》，我和好几个朋友说，我再也不敢动敦煌的题材了，太伤身了。因为要和神仙打交道，耗尽了全部的心血。

从西北取得浩荡之气找到新的慷慨

问：十几次实地踏勘，哪一次印象最深？有没有过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前去勘测？

叶舟：大部分问题其实都是很琐碎的，我都可以通过打电话问当地的朋友来解决。但是小说不能出纰漏，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赶骆驼的方式和赶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吆喝的声音也不一样。这些很多都是我采访的经验。

有时候看一些西部片，有这样的镜头——天色发白，赶骆驼的驼工一声哨响，骆驼就起身上路了。赤日炎炎似火烧，一行驼队顺着山脊走，一路穿过戈壁滩……这些都是胡扯。骆驼队从来都是晚上行进，白天不走。这是一个常识。

还有这种情节，一个骆驼队、马队路过一片干旱的区域，骑手快要渴死了，突然远远地闻到一股水汽，这个人翻身下马，踉踉跄跄地跑过去，狂喝几口……这也是扯淡。如果空气当中从哪个方向飘来一丝水汽，一定是牲口跑得最快，人如果挤过去跟它抢水，一蹄子就给你踢远了。那时候你已经不是主人，是它的敌人。这些细节你去过一次就会搞清楚。

问：您在书中提到，“对于敦煌的态度，渐渐成了我甄别一个同伴高下的准绳。我可以准确地挑出战友和兄弟，也能够与冷漠者走失，彼此天涯不问。”

叶舟：这是真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作家和诗人的西北办事处主任。南来北往这些诗人、作家、朋友，包括搞电影的、学音乐的，只要到兰州来总要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请他吃羊肉。

为什么说能挑出战友？我经常引用清朝诗人黄景仁的一句名诗——“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幽燕之气”是什么？就是侠客的精神，如果你的诗中少了幽燕之气，来嘛，到北方来，到西北来，作“冰天跃马之行”，你可以从这里取得浩荡之气，你可以找到新的慷慨。

有些人带着这个来的，我从他们的言谈、目光当中就能判断出来，这种人我格外的尊重。有些人回去之后突然诗风大变，开阔无比，好像换了一个人。然后慢慢慢慢又掉回去了。这时候你就等着，他准保又给你打电话来了，百试不爽。一来二往，有些人就结成了战友，结成了兄弟。

（原载2019年8月28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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