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了解越多，欣赏越多

“两柄木剑挥舞交斗，相互撞击，发出托托之声。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连珠，连绵不绝。

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三间小屋之前，晒谷场上，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正在比试。”

如果我们熟读金庸，记性不差，去沅陵出差时，能想起《连城诀》开篇的这段话，那么这次公干可能会减少些许倦意，增加一点有趣的联想；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和当地人聊天时的谈资，也会为此行羼入文学探寻的明丽色彩。

倘若还记得《倚天屠龙记》里言明“周芷若”得名是由于她“生在湖南芷江”，那么，我们去芷江时，能念叨的就不仅是“沅有芷兮澧有兰”和“芷江受降”了。

几年前，曾去过敦煌，莫高窟的名头虽然振聋发聩，但是看得一天，也就乏了。

但是，近80年前，1941年，一位美术大师，却在敦煌一住就是2年零7个月，临摹了270多张壁画。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敦煌交通非常不便，物资极其匮乏，缺水，缺柴，缺蔬菜，莫高窟也多被尘沙填塞，而那位美术大师已是人到中年，40岁出头。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时，曾给人写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大率皆无耳。”那时的莫高窟也是如此。如果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条件，莫高窟是绝对不会游客如织的。

但在抗日的烽火中，这位美术大师前脚刚刚离开，另一位年轻画师后脚就马上又踏进了这块不毛之地和艺术圣地，他也在莫高窟临摹了2年壁画。

前一位大师就是“东方的毕加索”张大千先生，而后一位则是1952年绘制了油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

为什么我看不出什么门道，而这两位画家则乐此不疲、乐而忘返呢？是什么吸引并吸附住了他们呢？

是他们对莫高窟壁画的了解。

大部分人都只注意欣赏壁画上的佛像，但张大千却说上面的“供养人”更值得研究，原因很简单，佛像大多是绘画者根据经文想象画出的，供养人则极可能是画匠看着供养人照实绘下的，即使不是看着供养人本人画的，其服饰则必然是当时人穿戴的样子，所以更加生动、逼真。

张大千在去莫高窟之前，早已研究过历代名家的画作，但是他看到壁画后，发现这些壁画虽然出自画匠之手，但是却没有丝毫俗气、浮气、匠气，在用笔上并不输于顾恺之、吴道子，更超过他的老师曾熙。

张大千还知道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偷窃壁画的勾当，知道他们借助窃取的壁画在国际上获得的名声。他来到莫高窟，看到牧人在洞窟内烧火取暖，见到牛羊在洞窟间拉屎拉尿，就更加体会到文物保护的迫在眉睫。

张大千去莫高窟之前是有积累的，他有备而去，因此他在敦煌看到的就不是一个个昏暗的石洞，一张张快要剥落的旧画，而是色彩的搭配、笔法的运用甚至画纸与颜料的制作，想到的是壁画的艺术价值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正因为他看到一张壁画就洞悉了其中的无数精妙，所以他希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临摹，也就不以为苦，真正的乐不思蜀了——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

下次，待我们看过张大千的传记和关于他的回忆录，如果再去莫高窟，看到“C”开头的张氏洞窟编号，想起他带着儿子和学生曾在千佛洞内无数次爬上爬下、尘沙未清理完时爬进爬出，想起他左手提灯，右手绘画，想起于右任去看望他，他向于右任呼吁莫高窟要由政府管起来，想起他说的“壁画中的佛像肃穆端庄，菩萨慈祥可亲，飞天秀丽活泼，天王、力士威武雄壮。肃穆端庄不是呆板，秀丽活泼不是轻飘，威武雄壮不是凶恶”，想起他为了筹集在莫高窟的生活费用，不断变卖以前收藏的明清名画和自己的得意之作，想起他壮年入敦煌，出敦煌时鬓已星星，或许，我们在欣赏壁画时就会兴致盎然，而不是意兴阑珊。

倘若我们翻阅过李辉的《入土为安》，再去拜谒位于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墓；读过《从秘书到宰相》，再去参观“六尺巷”；读过《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再去游览费城；读过《莎士比亚全集》，再去斯特拉特福，那么，我们的目的将不只是“打卡”，我们的脚步也将不会匆忙，我们或许会停下来、住下来，慢慢细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会尝试去发现、辨别前贤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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