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鹿原》的一次书面对话

李星

又是一年“4·29”，陈忠实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三年来，他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或蹙眉沉思，或在高桂滋公馆右侧有些凌乱的书房中接待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来访者，与他们合影，为他们辗转买来的各种版本的《白鹿原》一书签名，其中包括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的朋友，常常一次就签几十本。其实，这里只是忠实1993年就任省作协主席以后的办公室，而在此前，他宿办合一的地方却是当时省作协圆拱门内的第三排、门装在山墙东南侧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半边屋中。室内靠隔断墙南北向一头支着临时从库房中找来的木制单人床头，一头支着一把结实的床凳。因为已近春末，床上的薄褥上还铺着一张单人草席，上面是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在临窗的地方是一张不大的三斗桌，它与床之间，只有摆放忠实写作时坐的一把靠背木椅的位置，另一把木椅只能挤在桌与南墙之间。如果有客来访，主客坐了木椅，其他人只能坐在床上。

一般情况下，忠实午饭都要回到一墙之隔的家属楼的家中去吃，因为怕家中孙子打扰，所以午休经常在这半边屋。当时，我的办公室就在第四排的半边屋，能看见他的窗户。每当看到熟人进了他的屋子，我常常也走进去，参与他们的聊天或正式访谈。有一次午休时间，我从他窗前经过，看到他穿着短裤背心，正侧身熟睡，一臂窝在胸前，一臂长伸搭在展开的腰腿上，如敦煌那尊巨大的安卧如来。我笑他睡觉也竟这么规矩，他有点羞涩地回答：“太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咋睡的。”

正是在这里，这个时期，我们度过了一段一生难忘的文学蜜月期。《当代》杂志在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率先发表了《白鹿原》，为了回答当时读者关于《白鹿原》创作动机及其创作经过的提问，我请他接受我的访谈，他愉快地答应了，但希望我把问题写出来，让他书面回答，这样他会有一个认真思考的时间，能表达得更准确。

因为早在半年前，我就已经读过《白鹿原》复印稿，并对之评价很高，所以那时我仍处于激动和感动中，于是在办公室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一下子拟了32个问题，写在几张纸上。忠实看了，又让我把每个问题抄在方格稿纸前边，他好在下面写“答”。还记得我是在1993年3月15日上午10点以后交给他的，下午5点左右他就答完了，并有些兴奋地交给我。后来才知道，他竟为此牺牲了午休时间，一口气写出了约一万五千字的答卷。这篇《答李星问》原文发表在双月刊《小说评论》杂志1993年第3期，成为后来火爆全国，甚至影响扩及海外的《白鹿原》一书研究的最基本文献。《白鹿原》正式出版后，不少报纸、期刊都发表了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各种答问，但都大同小异，基本未出《答李星问》的内容。

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从来未有意收集交往的名人的手稿和字迹，直到前几年社会上掀起名家手稿收藏热时，我才意外地在书架的一本书中见到了陈忠实《答李星问》的手稿，它竟然完整地被我“收藏”着。在原件上，我的提问自然原样保留着，但在《陈忠实文集》第五卷的《答问中》，我发现，为了答与问的衔接更加自然、无缝，忠实兄却稍有个别字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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