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沙尘暴 ●潘竟虎 潘发俊

沙尘促使丝绸之路多次改道

公元前128年，张骞“凿空”开通了亚欧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张骞之后，丝路发展出多条路线。

丝路南道：自敦煌向西南行，至罗布泊南面的鄯善（今若羌）“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涤，道闭不通。”南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西去，公元前115年（西汉元鼎二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后，正式运营。

大碛道：自敦煌向西行，经过罗布泊东北十分险恶的“白龙堆”盐碛雅丹地貌区，到罗布泊西北沙漠中的楼兰国故城，北至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葱岭西去。大碛道是丝绸之路的中道，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开通。

大海道：自敦煌向西北行，直达高昌，避开了白龙堆和故楼兰，但要穿越十分难行的大沙海，是大碛道的捷径，西汉晚期开通。

矟竿道：自敦煌向北行，至伊吾（哈密），经巴里坤沿天山北麓西行。矟竿道也称伊吾路，是丝绸之路的北道，公元75年（东汉永平十八年）开通。

莫贺延碛道：《敦煌遗书》称为第五道。自瓜州向西北行，穿越莫贺延碛大戈壁至伊吾，与汉北道衔接，汉北道又与匈奴通欧洲的草原路衔接，成为隋唐丝绸之路的新北道，609年（隋大业五年）开通。新北道整合了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还把丝路前沿基地从敦煌东迁到瓜州，比绕敦煌缩短了百里路途，今天的公路铁路即取这条线路，是入疆的交通命脉。

历史学家说，匈奴逐步败退，汉唐版图自南向北拓展，丝绸之路与时俱进，自南向北改道。从社会环境的视角，这样解释丝路改道的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忽略了另一个现象：第一道第二道经过罗布泊，第三道第四道避开了罗布泊，第五道远离罗布泊。罗布泊究竟发生了什么——生态环境恶化，才是丝绸之路改道最重要的原因。

罗布泊汉名盐泽，是多条内陆河的终端湖，湖滨河畔原有广袤的绿洲，芦苇、红柳、芨芨草遍地。坐落在绿洲上的楼兰国，人口14100人，1576户，军队2912人。居民随畜牧逐水草，多驴马骆驼，军民能征善战。楼兰地当丝路孔道，多次遭遇汉匈争夺西域的战争。平时迎送往来的使者商旅，为之充当向导，并担粮负水，成为这个小国的沉重负担。为了保障供给，过度开发水土资源，过度开发和战争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沙漠化漫延，沙尘暴肆虐，最终毁灭了楼兰国。公元前79年（西汉元凤二年）楼兰改名鄯善。东汉以后，楼兰人已无法生存，鄯善国只好南迁婼羌。丝绸之路已很难通行，只好向北改道。《北史·高昌传》和其他文献记：“常流沙，人行迷误。有井泉，咸苦。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实为沙尘暴）故商旅往来，多取伊吾路”。

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最彻底的改道，发生在宋代，陆上丝路衰落，海上丝路兴起。海上丝路自泉州渡南中国海至东南亚，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洋（印度洋）到达南亚、阿拉伯和东非各国。海上丝路开通于西汉，但是在汉唐的对外贸易中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晚唐五代陆上丝路荒废，北宋统一中原后，海上丝路快速兴起，海陆逆转，所以960年（北宋元年）应为海上丝路正式运营时间。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达到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之后由盛而衰，实行“海禁”“闭关”，两条丝路相继衰亡。

对于宋代的丝路改道、海陆逆转，历史学家归因于宋朝未能控制河西走廊，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航海技术的飞速进步，海路运输的运量更大，成本更低等等，这些说法也很正确，然而也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海路能彻底摆脱沙尘暴。

丝绸之路故道上的沙尘暴

张掖西北17公里处，312国道南北两侧有两座古城遗址，是繁盛一时的黑水国都城。因遭沙尘暴袭击，“一夕为沙尘所掩”，几度辉煌的历史，只剩下沙丘中的古城。老百姓把携带黄土的沙尘暴称为黄风，把携带沙粒的强沙尘暴称为黑风。河西走廊的沙尘暴虽然历史久远，但是频次不高，黄风数年一次，黑风数十年一次。

20世纪中叶，沙尘暴急剧上升，50年代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新中国成立至2001年的52年间，共发生沙尘暴88次，年均1.7次。1996年5月29日至30日，自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袭击河西走廊西部，黑风骤起，天地闭合，沙尘弥漫，树木轰然倒下，人们呼吸困难，酒泉地区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1998年4月5日，河西走廊的强沙尘暴影响波及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4月19日，新疆北部、东部遭12级大风，带有沙尘袭击，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

进入21世纪，沙尘暴频率直线上升，波及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重，气象部门增设了沙尘暴天气预报，预报符号出现最多的地区是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丝路古道。频率由年均1.7次增加到5次以上，2000年12次，强和特强的沙尘暴就达9次，为50年之最。2001年，通过卫星、气象观测、地面监测共观测到32次沙尘天气和沙尘暴，起始时间也从三四月份提前到新年。2002年3月19日至21日，起于哈萨克斯坦，在蒙古国得到加强，在中国再次加强的“东北亚沙尘”，横扫大半个中国，远及朝、韩、日，在新疆、甘肃、内蒙、陕西、宁夏、河北、京津、东北出现强沙尘暴，在河西走廊的鼎新、金昌等地出现了罕见的特强沙尘暴。2006年出现扬沙浮尘和沙尘暴19次，其中4月9日，乌鲁木齐—北京70次列车在新疆、河西交界处遭遇特强沙尘暴，数十节车厢玻璃被飞沙走石击碎，晚点30多小时。2007年2月27日，南疆铁路一列车遭13级风沙，刮翻11节车厢脱轨，人员伤亡。2008年至今，沙尘天气依然不减，每年春季和冬末夏初，扬沙浮尘已成常态，和炭排放大气污染叠加，成为严重的环境灾害。

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有两个沙尘源区，产生的沙尘暴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并通过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把沙尘传递到北美洲。我国境内有五大源区，以民勤为中心的河西走廊，是强度最大、年均次数最多的沙尘暴策源地。第二个是以和田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其余三个在内蒙古的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浑善达克。长城沿线有些次要源区。中国的沙尘暴有一半来自境外，越过边境后，境内源区成为加强源区，来自境内的“沙尘”多于来自境外的“沙尘”。不论境内境外，沙尘暴源发地规模往往并不大，一路上不断有当地沙尘加入，范围扩展，规模增大，强度加强，造成很大的环境灾害。

侵袭我国的沙尘传输路线，有东中西三条，其中两条经过河西走廊。东路从蒙古国向南，经过二连浩特、朱日和、张家口、宣化，到达京津地区。中路从蒙古国经内蒙古阿拉善盟，到河西走廊，被青藏高原阻挡，向东经贺兰山区、毛乌素沙地、呼和浩特、张家口到达京津。西路从蒙古向南到哈密、芒岸，再向东经河西走廊、银川、西安、大同、太原到达京津。这一路沙尘暴可一路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北美洲。

专家说，95%以上的沙尘暴是“尘暴”而非“沙暴”，只有极个别携带较大沙粒的，强或特强沙尘暴，才是“沙暴”。沙尘暴的主要危害成分是直径小于100微米的微细颗粒，或叫微尘、微沙。研究人员对我国八大沙漠采样分析，其主要成分是细沙、中沙和粗沙，能被风吹起成灾的微沙极少，沙漠、戈壁和零星沙地，不是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的主要成因。

有关部门对19类地表物质类型的微尘量作了测定：沙漠和零星沙地极少，沙漠边缘地区11.49%，旱做耕地30.37%，沙质草地51.86%，干旱湖盆及干旱河床63.08%。我国沙尘源主要来自退化沙化的草原，能被风吹起形成浮尘的颗粒达52%以上，来自旱作农业裸露的耕地，形成浮尘颗粒有30%多；第三个来源是干涸的湖盆、河床和城市的建筑工地。过度放牧、滥采滥伐、超采地下水是草原退化沙化的主要原因，过度开荒、盲目扩大耕种，挤干生态用水是耕地沙化裸露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人类活动是沙尘暴的始作俑者。

丝路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自作聪明之举，酿成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教训。19世纪，美国鼓励向半干旱的西部大草原移民开荒，认为这是既开发西部，又解决饭碗的聪明之举。熟料过度垦牧，造成大面积沙化，1934年春爆发沙尘暴，裹挟着新耕地表黑土的西风，在次年长成一条“黑龙”，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40公里，高3公里，横扫美国2/3地区，农田水井道路被毁，河流小溪干涸，16万农民逃离西部地区，造成南部平原到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大迁徙，影响了美国社会稳定。灾害持续十年，数百万公顷农田被毁，几十万人离乡背井，被称为“肮脏的三十年代”。这次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干旱地带人类活动的影响，会被干旱的气候放大，美国不得不实施世界四大造林工程之一的“罗斯福生态工程”，种植了一条纵贯美国，宽100英里的防护林带，才避免了黑风的继续肆虐。之后改良耕作技术，缓解了干旱的影响。

苏联从1954年开始“让荒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十年内在哈萨克、乌拉尔半干旱草原开垦了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度使苏联粮食增加2/3。破坏植被和表土的结果是1960年三、四月，两次出现大面积黑风暴，同时发生延绵至今的白风暴（含盐碱的风暴）。苏联在土库曼斯坦的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万平方公里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改造自然”，使咸海湖底盐碱裸露，周围地区沙化，白风暴接踵而至，永久性地毁灭了60%的新垦地，成为生命禁区，导致了不可逆的生态灾难。

和美国苏联的黑白风暴相比，中国丝绸之路一带的黄风暴，既是人祸也是天灾，因为这一带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十分干旱，水资源极度短缺，而人口比美国苏联更稠密，治理的难度更加困难。上世纪我国实施三北（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工程，植树造林成片者，如塞罕坝那样的寥寥无几，全线总体上无果而终，主要原因是缺水。本世纪初，有人提出从西藏三条外流河向西北调水的设想，引起热烈反响，有关部门实地考察，形成“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经多次激烈争论和质疑，最终被科学理性的论证所否定。这一带的治沙活动持续进行，从未停止，沙区经过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治沙的速度赶不上沙化的速度。有些地方点上治沙，面上破坏，忽视生态管理，生态难民有增无减。环保主义者往往比较悲观，如果不能修复生态，那就只好接受现实。

这一带环境恶化的要害是缺水。中国80%以上的水资源位于南方，北方水资源紧张、短缺、极度短缺——人均低于1700、1000、500立方米。污染问题进一步减少了水资源供应，2017年上半年8.8%的水资源甚至不适合灌溉和工业用途。河西走廊420万人口的人均水资源，仅为极度短缺水平的一半，水成为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比水和植被更缺乏的是生态忧患意识和环境保护观念，领导热衷上项目出政绩，媒体喜欢只报喜不说忧，群众很难形成节水的氛围。

这一带修复生态的关键是节水。祁连山这条生命线的水源环境必须保护，河西走廊必须建成节水型社会，才能保证生态用水。水利部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珍惜每一滴水，否则就是灭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确实如此。我国主要依靠煤炭发电，会消耗大量水资源，目前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和高压输电方面的成果，已走在世界前列。今后还要加大投入节水灌溉、水资源回收利用、治污以及发展抗旱作物方面的力度。所有这些都不能满足需求，也不可能及时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措施也是最棘手的：建立干部的激励惩处机制，确保更有效的管理；迁走耗水量大的行业；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提高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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