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诗人西川推出研读唐诗力作重回唐诗“写作现场”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唐诗之绚烂，人所共睹。谁都知道《唐诗三百首》，谁都能背“床前明月光”，但你可知道，那些著名的诗人和诗句背后，有着怎样的时代土壤，唐朝诗人究竟是怎么写作的？

近日，当代著名诗人西川推出其多年研读唐诗的力作《唐诗的读法》。与众多解读唐诗的作品不同，西川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出发，企图“回到唐代”——置身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唐人的写作现场，回答“唐人怎样写诗？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等一系列问题。

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随身卷子抄满名言警句

西川认为，唐诗的绚烂显然和唐代诗歌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有关，“这是唐诗生产的社会文化基础”，《全唐诗》收录诗人和诗歌的数量已经够可观的了，但在湖南长沙丁字镇发现的一个唐代窑址出土的大量唐代陶、瓷器身上，人们发现了一百余首唐代诗歌，其中只有十首见于《全唐诗》。这些由工匠或者底层文人所作的诗，数量远远超出《全唐诗》。

作为一个诗人，最令西川好奇的是唐代诗人是怎么写诗的。既然写诗是唐代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作诗者就不仅仅是几个天才。比如唐朝人为什么一赴宴就要写诗？一送别就要写诗？一游览就要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要写诗？他们哪来那么多灵感？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你写什么？

西川最终探到了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而秘密一旦被发现，我们就会对唐人作诗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西川引唐时日本学问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南卷》中的记载：“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同书又引名为《九意》的随身卷子为例：《九意》者，“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意。”“春意”条下有一百二十句，如“云生似盖，雾起似烟，垂松万岁，卧柏千年，罗云出岫，绮雾张天，红桃秀苑……”“秋意”条下有一百四十四句，如“花飞木悴，叶落条空，秋天秋夜，秋月秋蓬，秋池秋雁，秋渚秋鸿，朝云漠漠，夕雨蒙蒙……”原来唐人写诗是有“参考书”的，这样的参考书还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等等。西川于是感慨，“这样的写作参考书规定了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今天的诗人们靠写作参考书是没法在诗坛上混的！换句话说，唐代资质平平的诗人们要是活在今天，可能以现代汉语写作抒怀只能干瞪眼。不仅今人到古代难混，古人在今天也难混。”

唐诗中的非主流创作：那些“白话诗”很像“打油诗”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你没看错，这不是现代人作的“打油诗”，而是唐朝诗人的作品，其作者为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的王梵志。我们的文学史在论述初唐诗歌时一般只讨论陈子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和沈佺期、宋之问，几乎不会提及王梵志，仿佛那旁门左道的诗歌上不了台面。

王梵志本生于殷富之家，早年也曾诵读儒家诗书，但适逢隋末战乱，家道中衰，入唐后竟然破产，以致穷愁潦倒，身无一物。他在五十多岁时皈依佛门，但又不守戒律，而是四处化缘，生活漂泊不定。在骈丽文风和宫体诗盛行的初唐，他一意孤行地创作了大量的白话诗。西川认为，在经过“五四”到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末到今天这两个时段对西方、俄罗斯、拉美现代诗歌的阅读之后，“王梵志重回我们的阅读视野当然意义不浅”，这些诗歌“别具一格”，“而这已经很有意义了”，“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贾岛、贯休等构成了唐诗中和尚写作的风景。这其中前三位的创作与唐代主流或精英或进士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距离。他们是边缘创作者；他们那受到印度佛教偈颂影响的诗歌，为今人提供了不可思议的滋养。他们与今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钻个人的牛角尖，他们是开悟之人。他们那与庄严作对的诗歌所关涉的却全是大问题：善恶、生死、超脱、报应。唐人为中国诗歌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他们发明了打油诗”。

不仅如此，王梵志在唐代和宋代名声颇显，“其诗歌的白话衣钵被其后精英文化中的顾况、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部分地继承；其文体上的叙事特征、以文为诗特征，可能与后来杜甫、韩愈的写作有点关系”。但宋以后，王梵志的诗歌渐渐被忘却，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洞中保存的王梵志诗的多种抄本才使得他重回我们的阅读视野。

唐朝诗人之间的关系：王维和李白很可能互相厌烦，瞧不上

在《唐诗的读法》中，西川就像一个“侦探”，他还想复现唐人的写作现场，探究同时代唐朝诗人之间的关系。

西川首先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于同时代的王维与李白的微妙关系：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但王维和李白之间为什么没大有往来呢？“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受‘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芥蒂；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两个人甚至有可能互相厌烦，瞧不上。所以李白虽然得意，在贺知章的推举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自己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另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括高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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