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制图朱濉
1965年出土的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上的图像。四川博物院供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织锦。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供图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4月,春光灿烂。敦煌研究院的官微近日专门摘取了馆藏文献中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节气诗》的部分,应景春光。诗中,这位唐代著名诗人选择了用蜀锦来形容桃花的灼灼其华。
蜀锦,又有“天下母锦”之称。最近几十年,随着新疆、宁夏等地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的展开,大量精美蜀锦的出土,证实了四川一直是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货物的供给地。
李白笔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数千年来,四川人并未受困于蜀道艰险。无论是丝绸、漆器还是金银铜铁器无不畅销全国、蜚声海外。学界一致认为,“四川与南北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本报记者吴晓铃
丝绸“外贸”
来自印度的印证
●精美的四川丝绸,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即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南亚、中亚甚至更远地方。
从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就有了丝织物的存在。在传说中的第一代古蜀王蚕丛时期,四川就已经出现了采桑养蚕的习俗,甚至甲骨文中的“蜀”字,很可能就是从“蚕”字演化而来。几千年前的古蜀人因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和气候相当适合养蚕,大力发展丝织业。2017年4月,“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达成的《成都共识》认为,天府之国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透露,印度学者Haraprasad Ray教授曾在《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一文中写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纺织品已在印度出现。由于当时印度人对其织质地并不清楚,因此称其为Cinapatta。Patta,便是指由蚕茧制成的丝绸。段渝说,Cinapatta,应该就是四川丝绸从印度阿萨姆传播到印度广大地区后,阿萨姆语言对丝绸的称呼。
这种说法,印度考古专家M.C. Joshi也予以了印证。M.C.Joshi曾指出,古梵文文献中曾记载,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与此同时,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文献中还曾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段渝认为,在北方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之时,这些丝及丝织品,极可能就是通过从成都至缅甸、再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运达南亚、中亚地区的。
春秋战国时蜀地丝绸业的发达,从国内的考古也早已得到证实: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战国织锦和刺绣,有的就是古代蜀国的产品。
丝路启航
蜀锦成耀眼明星
●当影响深远的北方丝绸之路开通,四川成为丝绸产品的主要供货地,在各式华贵的丝织产品中,作为“天下母锦”的蜀锦,成为丝路上最为贵重的商品之一。
成都的丝织业在秦汉甚至唐宋究竟有多发达?从出土文物以及史料可窥一斑。
四川博物院青铜馆内,1965年出土的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上,多幅图像生动刻画了古代蜀人采桑、宴乐等活动场面。其中最上面的采桑图,共有15人。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也多有桑园劳作、织机高架的图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这是当时大规模种植桑田、喂养家蚕的形象写照。“秦并巴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秦汉以后,成都作为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织锦技术发展成熟。朝廷在成都设锦官,将蜀锦织造当成重要的手工产业。”
彼时成都蜀锦织造之发达,被历代文人墨客所赞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说,扬雄曾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左思也留下过这样的赞叹: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更是重视织锦的发展,“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再设锦官,建锦官城,确立成都全国最大的织锦中心地位。
丝绸之路沿途不断出土的蜀锦,见证了四川丝绸曾经的辉煌——
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遗址进行联合发掘,在一处汉晋时期墓葬中出土一件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织锦。埋藏时间超过1500年,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大发现之一。著名考古学家武敏研究后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闻名遐迩的成都蜀锦。
蜀锦研究专家王君平直言,“丝路上的汉唐织锦几乎全部来自四川。因为当时云锦、宋锦还未诞生。其他地方有零星锦业,但产量太小。只有四川织锦规模最大,可以完成大批量订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中,也有关于蜀锦的记录。王君平说,法藏敦煌遗书中的P3644文书,是五代十国时期在敦煌经商的商人吆喝产品的“广告”,在其罗列的诸多货物中,有“西川织成锦,红川锦,软锦,紫锦”的描述,西川大扺指川西平原及附近地区,红川锦、软锦等均为蜀锦的分类,以产地命名的还有“彭山绫”,蜀锦之盛,可见一斑。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献中唐代诗人元稹的《二十四节气诗》里,以“桃花开蜀锦”描写惊蛰,不经意中透出蜀锦的华光璀璨。四川丝绸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异域,日本收藏的中国锦多数是四川的“蜀红锦”。
开放包容
“陵阳公样”风靡世界
●在蜀锦织造技术和产品设计中,深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最典型的是“陵阳公样”蜀锦,这种创新产品曾经风靡京城和丝路沿途。
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图案繁复、华丽的陵阳公样蜀锦总能吸引观者驻足。这种唐代织锦中经常采用的纹样,最大特色便是纹样对称、花式奇丽,融合吸收了波斯、粟特等中西亚纹饰的特点。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说,川人织锦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在唐以前就有先例。隋朝时,波斯人曾经献给隋文帝来自波斯的纺织品。见其纹样漂亮,皇帝命朝廷中负责艺术品制作的著名艺术家何稠进行仿制,结果仿制成功以后,其艺术效果竟然超过了原品。
值得一提的是,何稠是四川人,然而他的祖上却来自中亚粟特何国。史料记载,从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胡商进入成都贩运丝绸。《北史·何妥传》曾记载有西域胡商长期经营蜀地丝绸聚居在今成都郫都区。何妥,就是何稠的叔叔。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唐代蜀锦诞生了风靡各国的“陵阳公样”。霍巍说,陵阳公样由唐初人窦师纶组织创制,他因此被封为“陵阳公”,所创的蜀锦纹样被称为“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产地四川。窦师纶曾官至益州大行台,在唐太宗时期,他组织设计了对马、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蜀锦纹样。霍巍说,这些纹样全部突破了六朝以来传统的装饰风格,在吸收中亚、西亚等地联珠、团窠纹样的基础上,“洋”为中用,创造出寓意祥瑞、更具美感的各式绫锦图案,在唐初极为流行。出土于新疆的黄色联珠龙纹绮,便属于“陵阳公样”。它证实蜀锦在吸收外来文化元素以后,以独特的转化力和创造力,引领着古代丝织品的发展。
绝地求生
四川丝织业在传承中创新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易皱、易脱色的丝织品,渐渐远离了主流服装市场,但蜀锦、丝织技艺的传承仍在延续。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馆长钟秉章透露,“1952年,成都蜀锦厂成立,还能生产云龙八宝、巴蜀胜览、百鸟朝凤等经典蜀锦纹样。”然而,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蜀锦生产迅速淡出历史舞台。
2002年,成都蜀锦厂改制设立蜀江锦院,2009年设立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将重点转向蜀锦织造技艺的保护,以及产品的创新。
蜀锦织造技艺,如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钟秉章说,锦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工艺繁复。比如一般丝织物要织一朵花,往往是织出来以后再印花;但锦就是先把丝线染上颜色,再织成花朵形状,这种分寸拿捏全靠工人掌握。
在钟秉章看来,历代蜀锦留下的各种经典纹样,本身就是一笔宝贵遗产。
在蜀江锦院推出的上千种产品中,有蜀锦经典纹样狩猎锦、桃花流水锦等做成的杯垫、丝巾。“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内涵丰富的云气纹、鸟兽、辟邪以及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被复制到丝巾上,典雅气质备受女性消费者追捧。
蜀锦织物本身也被创新利用。2017年,蜀江锦院开发的蜀锦皮包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不少关注。钟秉章说,“历代蜀锦的纹样就是在不断创新中诞生的。如今,已成为非遗的蜀锦要生产性保护,同样必须创新。它的工艺是古老的,但设计不能偏离时代。”
在成都,已有更多的人看到文化遗产蕴含的商机。四川蜀菁文化去年尝试推出蜀锦、蜀绣结合的新型文创产品。这种产品的蜀锦部分,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图片处理技术,让背景呈现出抽象的油画肌理。锦、绣的结合既节约人工,还能为客户量身定图案,为传统工艺闯荡市场探索出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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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蜀地织物种类多
在北方丝绸之路上,来自四川的织物并非只有高档的丝绸。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表示,在上世纪河西居延等地陆续出土的汉简中,曾有“广汉八稯布”的记载。这种布不是丝绸,“很可能是麻布,运到河西地区满足下层民众需求。”王子今说,据汉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为“徒隶”等劳作者提供的服装,“布皆八稯、七稯”,汉代边防士卒的军装也以“七稯布”“八稯布”制作。由此可见,蜀地织物在汉时种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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