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重新发现中国

□禾刀

人总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否则,满腹雄心也只会烂在肚子里,逐渐沦为若干年后的惆怅与遗憾。

2016年夏天,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北大教授罗新咬咬牙,终于实现了15年的夙愿——用15天时间,完成了从大都(北京)到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金莲川)450公里的田野徒步。

53岁的罗新教授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元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重叠山谷,进入草原,一步一步完成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行走。

旅行者本会给他人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更何况是在这个飞机高铁无所不达的时代,刻意摒弃先进交通工具而选择原始的徒步。许多人常常会问罗新这一趟到底有什么收获,而当他坦言没什么发现时,问者常常会带着半信半疑的表情扫兴而去。

徒步就是对生活的抵近观察,本质上也是一种田野式调查,对学者自然更甚。所以,罗教授才会认为,“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至少在罗新看来,质疑田野徒步的意义,就像质疑阿甘为什么要不停地奔跑一样可笑。

>>近距离观察社会基层

罗新选择徒步,形式上是对后工业时代文明的对抗,但这并非简单的为对抗而对抗,也并非简单意义的为行走而行走,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双洞察风土人情的锐利眼睛,以及善于思考的学术式思维。

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过去只能由皇帝及其随扈行走,也就是所谓的辇路。不过辇路并非罗教授浓墨重彩之处,他关心的是,这条联系蒙明两朝的路线,在历史现场曾经扮演过怎样的角色,还有这条路上的百姓与山川,到底还“残存”着怎样的历史信息。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相较于上层权力中枢人为式的历史书写,乡野往往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宝库,许多地名、传说均可能是历史文化的遗珠。罗新一路上没有当一名沉默的行走者,他一路观察沿线地形地貌,频繁与村民、基层干部、老人、小贩、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各色人群进行深入的接触,广泛搜集民间信息,结合古诗抑或历史记载,试图从各种碎片信息中拼接出某些不一样的东西。

作为世界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给了国人无限民族自豪感。长城原本是中原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蒙明势力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处于分界线周边的群体,就像是蒙明关系的一条缓冲地带:当两边关系紧张时,这里的人们常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理条件,从事走私营生；当关系缓和时,地理优势转瞬丧失,甚至连明朝的那些补贴政策也因官员有恃无恐的腐败而难以足额到位。如“隆庆和议(1571年)之后的二十年,是塞内属夷(投靠明朝的蒙古族部落)生活越来越恶化的时期”。另一方面,当年那些跑到蒙古的明朝百姓,因为两边关系缓和,顿时成了关系回暖的祭品。在历史力量的博弈中,个人命运就是如此脆弱不堪——很少有底层人物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始终左右逢源。

蒙明历史关系还清晰地反映到了当地的地貌。除了明朝对元代诸多地名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外,罗新还发现,由于关内关外生存方式的迥异,所以呈现的地貌也有很大差别。汉人以种田为主,所以常常会砍伐树木以便整理良田。而那些当初投靠明朝的蒙古族地方边缘势力,不得不放下马鞭羊鞭,像汉人一样下马种田。

夹杂在两方力量博弈夹缝中的小人物命运就是这样,交恶时被视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力量,握手言和时,他们则首当其冲成为时代的弃子。

当然,既然是夹缝,自然有夹缝的特别之处。罗新发现,民族身份往往只是一张张利益标签,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属夷”,并不见得全都是正统的蒙古族部落,其中不乏因为种种原因逃到那里的汉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常常会给自己取一个蒙古族的名字,一旦获得“属夷”的特殊身份标签,他们立马从受明朝打击的对象变为争取的对象。

>>重新发现历史与社会

行走式体验并非今才有之。远的如13世纪中叶曾在西方引起轰动的《马可·波罗游记》。

1894年2月,爱丁堡大学医科学生、32岁的英国人莫里循揣着40英镑,从上海登船溯长江而上,在重庆上岸,再走陆路从四川翻山越岭抵达云南,最后穿过边境到达缅甸仰光,全程刚好一百天,长达数千公里。莫里循将自己穿越中国腹地的所见所闻汇成了《1894,中国纪行》。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甲午战争前夜清廷萧条破败的真实现状:普通百姓穷至极点,边远地区种植鸦片现状惊人,官僚腐败现象触目惊心,戍边军人军纪涣散……

比莫里循早二十多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68年9月开始在中国进行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中国13个行省”。1877年,李希霍芬将自己的行走结晶成5卷鸿篇巨制:《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许多人对这套书也许不熟悉,但有个词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即“丝绸之路”。正是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震惊中外,不过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在《丝绸之路新史》中着重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共七座绿洲,在对大量惊人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梳理和细致分析后认为,“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作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丝路并非主要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通道,而是迫于战争或自然灾害,西亚、南亚、中亚各地难民均在此交集,商品则以“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为主。而所谓的主角丝绸,只是作为中原一种重要商业文明,通过这条路传到了西方,并在西方诸国引起轰动。

虽然李希霍芬当初的行走结论难避夸大之嫌,但许多价值并不能否认,其行走式研究也并不会因为芮乃伟的研究而色泽暗淡。即便在资讯技术早就将世界抹得越来越“平”的今天,行走的意义仍然不可替代。

2011年1月,继《奇石》和《江城》后,何伟的《寻路中国》中文版面世。《寻路中国》既叙述了何伟万里行走途中的轶闻趣事,也“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旁观者,何伟的美式思维既看到了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如改革气息几乎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对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也直言不讳,比如不文明的驾车现象,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租车现象。

像何伟一样,马伯庸等人在行走诸葛亮北伐之路时选择了自驾,并将这次行走结集为《文化不苦旅》。从书名看有借鉴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嫌,内容则无半点瓜葛。在文学作品中,诸葛亮是被神化得极其过分的一位人物。作为仰慕者,马伯庸等人重走这段路,在打捞历史钩沉中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诸葛亮——历史远比传说更为丰富。

>>用双脚求证书本知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罗新说,“徒步是对主流的对抗”。只有真正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才深知这句话的分量。

行走并非苦行僧式修炼,而是在放慢脚步细心观察中重新拼接信息。甚至可以这样说,能够将读书与行走有机结合起来的人,是一般读书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书本不过是信息的一种载体,而行走则像是对书本知识的一种求证。历史再如何久远,常常会将各种信息巧妙地蕴藏在各种载体中传承下来,有的只是一处处司空见惯的地貌,或者极为普通的地名,甚至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生活习惯……当然,行走也是驱动我们继续读书的内动力。

罗新的这次行走看到了最为真实的基层现实。他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了蒙明边境历史角力留下的许多印迹,许多传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他还发现一些主流媒体不曾提及的现实,比如一些违法现象在基层也被麻木地漠视,而一些基层干部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颇为肤浅。

那个在1894年行走了大半个中国的英国人莫里循,更是对晚清基层官场的腐败、落后、愚昧描写得入木三分。至于何伟,他的《江城》和《行路中国》一经出版,许多中国读者第一印象是“太真实了”,他对一些地方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的写实,令许多人惊讶于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却不曾认真反思。

罗新说:“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从行走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行走纵然离不开心血来潮,但一旦踏上征途,意味着的不是简单的丈量距离,而是对书本知识或脑海印象的一种现实式的再发掘。

总而言之,行走就像是用双脚对社会的一次深入解剖。从这层意义上讲,每一个人的每一次行走,都有可能是一次重新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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