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农民耕地时发现遭到盗掘破坏原有八百多件随葬品现仅存三十多件戈妃墓中藏国宝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发自邹城“文革”期间发掘的鲁荒王陵，成果丰硕，考古人员朱檀墓地宫发现了1300余件文物，其中，仅国宝级文物就多达近百件。但是，朱檀墓西侧的戈妃墓却没有这么幸运。

和鲁荒王朱檀并肩而葬的戈妃，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的墓葬又遭遇了怎样的破坏？仅存下来的随葬品中，又有哪些是国家一级文物？记者日前奔赴位于邹城市东北12公里的九龙山南麓，实地探访戈妃墓，企图解开这些谜团。

明洪武双凤大铜镜

戈妃墓地宫入口(记者钱欢青 摄)元青花云龙纹罐

惨遭破坏：800多件随葬品现仅存30多件

戈妃墓地宫，和鲁荒王陵内朱檀墓的地宫并排而列，在朱檀墓地宫西侧不远。

从朱檀墓地宫出来后，根据指示牌的指示，记者又来到西边的戈妃墓。戈妃墓也是坐北朝南，复建的地宫入口门楼上写着“戈妃墓”三个大字，几个小孩子在旁边快乐地玩耍。戈妃墓的地宫要比朱檀墓的地宫浅不少，墓室距地表8米，为砖砌券顶，分前、后两室，通长15.2米，宽4.2米，高4.13米，前后室两侧及后壁各有一个龛室，是放置随葬品的地方。

记者从墓室壁上挂的戈妃墓介绍中看到，墓室内原有800多件随葬品，“1968年，农民耕地发现此墓，遭到破坏，现仅存有青花云纹罐、福寿双耳瓶、双凤镜、铜灶、剪刀、鎏金仪仗等30多件随葬品在邹城市博物馆内保存。1993年，戈妃墓重新对外开放。”

恭良谨让：荒唐鲁王贤良妃

虽然墓被盗掘，但幸运的是，戈妃墓中出土的圹志清晰记载了这位鲁荒王妃死亡和下葬的年月：“妃戈氏，正统五年十月初九日以疾薨，享年七十二岁，以薨之次年四月十九日葬于九龙山之阳。”《明史》记载，朱檀“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其中的“十八年”指的是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这一年，15岁的朱檀到兖州就藩，当上了鲁王。也就是在这一年，比朱檀大一岁的女孩戈氏，“以良家入侍鲁府”。《明史》载，朱檀一开始“好文礼士，善诗歌”，但没过几年，“饵金石药，毒发伤目”，以至于“帝恶之，二十二年薨，谥曰荒”。和朱檀不同，戈氏却非常贤惠得体，史书上对她的评价为：“恭、良、谨、让。”这符合了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当然，戈氏也因为端庄、大方的性格而深受朱檀的宠爱。最重要的是，戈氏还在朱檀去世前给他生了唯一的儿子肇辉(公元1388年—1466年)。这让19岁就离开人世的朱檀有了后，也使得鲁王的王位得以后继有人，共传承十三王，跨越200多年，这在明代亲王中是不多见的。母以子贵，她本人也在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被封为鲁荒王妃。

瓷中宠儿：价值连城元青花

按照地宫中对戈妃墓的文字介绍，记者按图索骥，又来到邹城市博物馆寻找出土的30多件文物。对这些文物，邹城市文物局副研究员郑建芳都有过仔细研究。对戈妃墓中出土的一件元青花云龙纹罐，郑建芳情有独钟，他将这件元青花称为“瓷中宠儿，国之瑰宝”。

这件青花云龙纹罐，通高33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3.5厘米。罐口略向内敛，鼓圆腹，较硕大，腹下内收，肩部饰双兽首耳，兽的耳、鼻、目、嘴、胡须都刻划得很清晰。整件元青花的纹饰由三部分组成：肩部是青花缠枝莲花纹，以六朵盛开的莲花纹为中心，枝叶缠绕其间，婉转多姿，繁缛秀丽；肩腹之间以弦纹相间隔，腹部主题纹饰为青花云龙图案，流云飘拂中，双龙绕器腹一周，龙昂首，额头饱满，双眼怒瞪，龙发自然蓬松后飘，龙须稀疏，龙嘴开口张利齿，鼻端丰肥，龙身肥壮有鳞，腿脚粗壮有力，鹰形四爪肆张，画面一气呵成，既使纹饰的布局从属于造型，又突出了主题双龙的雄伟气势，从而使器形与纹饰达到了完美统一；瓷罐的腹与下腹之间则以卷枝纹相间隔，下腹部则为仰莲瓣纹。整个瓷罐构图主题明确，风格独具，尤其上面的云龙，性格猛烈，艺术的夸张表现力跃然罐上。

元青花以其独特的创造力和艺术性在人类文明史上享有盛誉，一直受到世人的瞩目。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就以2.3亿元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元青花罐存世量不多，而以绘画云龙纹的青花罐则是更少、更为难得。元青花最突出的特点是气势宏大、饱满雄健，从器物造型到装饰都有一种阳刚之美，其独特的品类、造型、纹饰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元瓷工艺从原料、制作、绘画到烧成的完美程度。另外，元青花的绘画笔法最令人震撼，它挥洒自如，富丽雄浑，画风豪放，实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郑建芳认为，戈妃墓中出土的这件元青花云龙纹罐，“色泽浓艳，彩料晕散自然，胎质细腻坚硬，釉色温润晶莹，造型古朴浑厚，纹饰精美繁密，线条流畅活泼，从总体造型风格、青花色调、釉色胎质、纹饰内容等分析，是典型元代景德镇窑的产品，它反映了景德镇制瓷工艺已达到了日臻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印证了元青花不受拘束的艺术创造力，确属中国瓷器史上的珍宝。”

形圆如月：精美绝伦大铜镜

戈妃墓出土的30多件文物中，另一件明洪武双凤大铜镜也被国内专家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邹城市博物馆展厅，记者看到，这面圆形铜镜直径27.7厘米，厚0.8厘米，重2.7千克。铜镜有一莲花纹钮座，钮座上下为竖刻铭文带，上为篆书“洪武七年八月日造”八字，字体婉转圆润，刚劲秀雅；下为楷书“美字贰拾陆号”六字，字体凝重沉厚，严谨工整。铭文两侧为右旋双凤相互追逐图案，伸颈展翅，翩跹欲飞，其中一凤作拖长尾形，似雌雄相对，双凤体态虽同，但颈部及尾部形式各异。凤凰身上的鳞片及尾部羽毛上的花翎都刻画得非常细腻。双凤之间，又用阳线勾勒出白云纹。这面大铜镜的镜面略微带有弧形，至今光洁明亮，青辉依然。而双凤纹的纹饰，使得大铜镜体现了一种圆满祥和的气氛。

郑建芳介绍，明代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铜的产量有很大的提高，朝廷也十分重视铜器的制作，为铜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废除了元代实行的“匠户制”，工匠成了半自由的手工业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家庭手工业蓬勃发展，从而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繁荣景象，因此铸镜行业较宋、金、元时期要兴旺发达。明代铸造的铜镜铜质较宋元时期要好，但装饰一般趋向粗简，大量是素面铸字。这表明，这时期的铜镜仅注意实用，而作为铜镜艺术已趋于衰退。郑建芳表示，明清时期，铜镜历史已近尾声，镜质造型及纹样均趋于简约，在制作上呈衰退下降趋势，但戈妃墓出土的这面明洪武双凤大铜镜，铜镜敦厚体重，纹饰富硕，线条优美，做工精湛，实为同时期铜镜中难得一见的罕见珍品，“充分显示了明代制镜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和创造才能，对研究明代铜镜铸造工艺和装饰艺术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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