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主流思想文化阵地不能丢

□赵宗符孙成民花宇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发展实现了统筹兼顾,特别是取消了农业税、“三提五统”,增加了对“三农”的投入后,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与日俱增,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中是基本稳固的。

但是,农村意识形态中也有种种隐忧,具体来看,各类宗教甚至邪教势力渗透,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些农村地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苦闷,赌博、酗酒在一些空心村的中老年人群体中存在；仇官、仇富心态在某些地方很有市场,形成了与基层政府、村干部对着干的情绪；农民包括一些村干部,对国家大政方针无知或者有误解,党和政府的声音无法原原本本传达到农村。

笔者通过对20余个村风民风好、各种邪教传播不进去的村庄进行调查访谈,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党报党刊能够影响“三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这样的核心人群,并通过这些人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对整个村庄的文化生态有良好的示范、塑造作用。一张报纸(主流党报)影响一个人群(“三老”、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坚持做好一件事(影响宣传带动)——这种人、报、事相互连接形成的一个简单的系统工程,能够为稳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发挥重要作用。

在农村,“三老”、党员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在村中说话具有很重的分量。这些人的所言、所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农民,是村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他们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中的宣传队、播种机,是农村文化生态的稳定者。

平邑县郑城镇埠西村是个山村,只有两户姓张的。一般这样单门独户的人家,很少愿意管“闲事”,即便想管也没人听,也管不住。但在这个村,村干部有事都会找老党员、老军人张纪得来商量；村民间有事,也会找张纪得来管。他1980年退休回到村里后,始终担任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会长,对大操大办严厉禁止。在张纪得的带动下,村里的风气非常好,虽然不算很富裕,但老百姓知足常乐,村里风清气正。在宁阳县鹤山乡鹅鸭厂村,“三老”也是村干部们依靠的对象。村支书何敬海说:“干部做工作谈僵了的时候,就会请老人们出面,村民们一般都听得进去。”在今年清理村内荒片的行动中,正是老人们出面,讲政策、讲法律,让村民们主动退出占用的公共用地。

退休干部鉴兆飞在老家鱼台县清河镇鉴洼村,创办了一个藏书3万余本的乡村图书馆,服务周边70个村的农民借阅。他对农村书屋的现状颇有看法:“把书报给村集体,由村里管理书屋,门经常锁着,农民不一定捞着看。还不如把书给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管理,这些老人有时间、有责任心,能够让下乡的书刊、报纸真正发挥作用。”

无职党员是农村中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却忽视了无职党员的作用。一些村居党组织常年没活动,无职党员接受不到党的教育,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出来。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李口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李庆岭说:“在农村,党员带头作用发挥好了,群众就会跟党走,村里的事都好办；如果党员让群众觉得不怎么样,一个村很容易乱起来。”

种养大户、合作社管理者是农村的精英群体,他们有头脑、地位高,对中青年农民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近年来,蒙阴县合作经济发展迅速,是农民生产的重要平台,对农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蒙阴县委宣传部为全县6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订了60份《农村大众》。蒙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长运说:“我们不仅让社员从报社上学政策、学技术,获取信息,还要在思想文化上,成为农民的带动者。”

在农村的舆论场中,农民对报刊尤其是党报、党刊仍然高度信任。可以说,一份党报党刊,在农民眼中,依旧是党和政府的发声器,获取准确信息的手册,是代表着真实和权威的“定海神针”。

党报党刊在农村中发挥着传递党的声音的主渠道作用。在多数农村,农村干部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细节的渠道十分有限。鹅鸭厂村妇女主任万陈陈说:“村干部对一些农村政策并不完全掌握。有的虽然知道规定,却不清楚政策运用的具体场景。”但她表示,通过阅读乡里赠阅的《农村大众》,村干部们及时了解了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她是通过读报,才知道了宅基地和村庄公共用地的分界。“在清理荒片时,我们真是拿着报纸去给群众做工作,既准确又权威,进展一下子就顺利了。”万陈陈说。

党报党刊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农民所信任、接受。万陈陈说,电脑、手机上网,网络中无关的信息过多,但信息经报纸萃取、编辑后,更适合农民阅读,更易为农民吸收。农村读者的文化水平大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对信息的加工、甄别能力不强,报纸记者的原创能力,编辑的把关能力、提炼能力及严谨性都比网络媒体更有优势,因此更适合农民的阅读水平。很多农民反映,电视虽然生动热闹,但是脑子完全记不住东西,看完就忘,几乎是一种娱乐消遣的工具；都市类报纸报道和自己的生活没有联系；但是看贴近农村的党报党刊更易为农民所信任,能够“看到脑子里”,并且会反复阅读。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相较于其他媒介,报刊在农村中更易二次传播。

农村的核心读者,是农村社会中的关键节点,是村庄的意见领袖,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村里的“主心骨”。用党报党刊武装他们,能够显著提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号召力。

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通过给无职党员订阅党报党刊,不仅让他们有了组织的归属感,更充分发挥了这些党员的能动性,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南卜村党员卜繁斌,看完每期《农村大众》,都要仔细叠好收齐,他说:“这份党报是党给我订的,这是我们党员莫大的荣誉,我们不能不仔细读好、用好。”据调查,这部分党员对党报党刊的利用率很高,能够深入读懂、读透,有较高传阅率。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要比城市社会密切,话题的差异性也较小。读者会通过口头或传阅的方式,向其他人传播思想,这在精神文化世界相对狭小的农村,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

由于像张纪得这样的人在村里威信极高,因此作为党报读者的他们,在宣传党的政策时,效果也很好。张纪得多年订阅《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等报纸,看到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党的农村政策,他就拿着报纸到大街上念给村民听。在这个村,张纪得说的话有人听,不仅因为老人有威信,还在于他获取的消息都是从党报上看到的。

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意识形态在乡村始终是稳固的,某些宗教自明朝就有意识地向中国传播,但一直到清末都很难进入乡村,有学者研究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农村形成的一个乡绅治理结构。数千年来,尽管乡村社会与士大夫阶层所尊崇的文化差异很大,但如忠孝、中庸、长幼尊卑等儒家宣扬的基本社会规范,在乡村社会中得到了长期延续与加强。

这与中国乡村的治理结构不无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有充分的乡绅治理传统。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回乡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构成。这部分人是官与民的连接者,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对村庄具有较强影响力。而影响这部分人的文化力量,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乡绅为儒家思想所浸淫,并通过兴办教育、裁决纠纷、发展农耕等具体的手段,对农民接受儒家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带动作用,也使乡村的风俗向善、向美。以笔者少年时的经验,当时村里住着一位民办老教师,就对村里的风气起着很好的作用,其实就是古代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一个表现。

总体来看,儒家思想扎根农村,主要是通过儒家经典影响不离乡土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再通过他们维护乡村社会的思想与现实秩序。时代发展至今,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依旧与古代相通。乡镇以下由村庄自治,乡镇干部做农村工作,无法脱离农村干部、“三老”等群体,这个群体大约就是古代中国的乡绅群体,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使他们在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中贡献正能量。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影响乡村核心人群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至今仍具有较强生命力。对当今的意识形态工作,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农村大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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