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乐在精神

6·8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解:孔子并不把从事政事看得多么高深、神秘,也并不认为只有某一类人才有能力去从事政事,每个人有自己的学识、特点,都可以去做治理政事的工作,而且都可能做得很好。这在孔子的时代,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放主义,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参与政事治理。因此,当季康子问孔子的几名弟子能否从政时,孔子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回答:“仲由勇敢果断,让他从政,有什么难的呢?”问到端木赐,孔子回答:“端木赐通情达理,让他从政有什么困难的呢?”对于冉求,孔子回答:“冉求多才多艺,让他从政有什么难的呢?”孔子表现得非常知人善任。

6·9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解:闵子骞不愿做官。季氏叫闵子骞到他的采邑费地去做官长,闵子骞对来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要是再来找我,我就跑到大汶河北面的国外去。”学而优则仕,只是儒家的一个选项,而且不是唯一的选项,也不是其最推崇的选项。后世认为儒者读书就是为了求官,这完全是对儒家的误解。在孔门推崇的德行科中,排在前三名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做官。孔子认为,不管做什么,能够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个人修养,太上有立德,使自己由君子而贤人而圣人,你的人生就有无穷的价值和意义。

6·10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解:冉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问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活不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后人由此推断,伯牛可能得的是传染病,所以进行了隔离措施,也就是说,孔子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知用隔离的方法抗击传染病了。冉伯牛也是排在德行科的优秀学生,孔子对他的即将去世,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命运的感叹。但孔子并没有怨天尤人。儒家把修身当作自己人生的目的,而非手段。并不以德行去换取外界的一些东西,如功名富贵、健康长寿等。有德行的人可能会健康长寿,但如果没有健康长寿,那是因为健康长寿是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这个综合因素就是命,命难以把握,而这并不是说修养德行就有问题。这就是后来孟子讲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

6·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解:这一节与下一篇《述而》篇的第16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构成了儒家思想史上著名的“孔颜之乐”的话题,两节都语言平易,很好懂,孔子和颜回在贫穷状态下都表现了一种快乐。他们为什么能呢?宋朝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去向哲学家周敦颐问学,周敦颐就让其二人去寻找“孔颜乐处,乐在何处”。哲学史上因对人的认识不全面,对此的解决也有很大不同,显得有些神秘。如果按照今天人体科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学、脑科学等对于人的认识,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存在,这一系统存在包括物质与精神两面,包括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三层结构,可以称为一元两面三层的人的系统存在本体,对于这一本体性的存在,我们简称为元在,从元在的观点来看,元在之乐可表现在生理上,也可表现在心理上,还可表现在精神上。“孔颜之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之乐,是元在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境界有了极大丰富和提高以后的结果,因这一层面的力量足够大,身、心上的不适已不足以动摇之,所以才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不同于身心之乐的快乐。因此,获得“孔颜之乐”并不神秘,每个人精神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自然即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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