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一座因河而兴的城市

■本报记者相启申

点击查看原图“济宁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河而立、因河而兴、因河而名、因河而强的历史。”日前，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杜庆生讲述了大运河开凿后，济宁因河而兴的辉煌历史。他评价说，在济宁因河兴市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广泛开放性、巨大兼容性和超绝先进性，并以诚信谦和的商业文明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以敢于担当鼎力革新为特质的运河文化，成为济宁文化的根，由此运河又被称作济宁的“文化河”。

名家简介：

杜庆生，他出生在偏远农村一个追求进步的教育世家，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八年农民，参加工作后又从机关下去干过多年县委书记，曾担任市委分管综合文字工作的秘书长。性情耿直，乐于助人，了解和关注百姓疾苦，喜好研读历史、文学和写作，终生恪守“工作第一、百姓至上、清白做人”的行为准则。多次在《求是》杂志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长篇文章。在汶上县委任书记期间，向全国推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好军嫂韩素云，发现了佛牙舍利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佛教圣物，打开了汶上对外开放的大门。自2001年担任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以来，十几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运河保护开发事业之中。他就推进实施“以河兴市”战略提出的十几条意见和建议，全部进入市委、市政府决策；全程参与了精心打造“中国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工作；代表济宁市参加了全国政协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研讨会”，全程参与、全力推动大运河申遗；通过连续十年持续不断的奔走呼吁，使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保护修复终于进入国家决策；促成实施北水南调工程使城区河流由死水变活水；积极参与运河沿线重要景点的规划论证、运河知识的普及和运河文化的宣传等。主编了大型画册《中国运河之都———济宁》，参与了《山东运河风情·济宁卷》的编撰和长篇纪实历史小说《运河风云》的创作。

“百草尽枯死”

运河济宁段开凿之初，济宁破败不堪

京杭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二十年间，距今已有731年的历史。当时的济宁是隶属兖州府的一个满目疮痍的小县城，文天祥路过此地时曾留下了“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的诗句。

杜庆生告诉记者，运河的开通和兴盛，为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使得济宁“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出现了“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的繁荣景象，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明清时济宁州城区街道达上百条，开设店铺逾千家，周围辐射近百县，成为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7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商埠之一。

“济宁州，赛银窝”

济宁工商业非常发达

元代以来，由于我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政治中心在经济上逐渐依赖于南方。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漕运不单是向朝廷运输漕粮和贡品，还成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济宁就是在运河功能转向物资交流的大背景下发展成为州治及水陆交通重镇的。

曾经有民谚讲：“济宁州，赛银窝，南门靠着运粮河。小闸口里真热闹，税务街上买卖多。”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过程中，城区出现了许多以行业、市场甚至商品命名的专业化街道，一些街道和店铺沿河枕流，陆水相济，其建筑风格既保持了北方的持重，更吸纳了南方的灵巧，加上城区河渠纵横和众多私家园林构建而成的秀美的南方水乡风光，所以被称为“江北小苏州”。

史载，当年在济宁定居的外地商人不下数万家，南方的纺织品、瓷器、竹木、茶叶等在此中转，北方的棉花、皮毛、大豆、干鲜果品在此聚集南下，当时的济宁“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商业的繁荣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造船业、皮毛加工业、酱菜制造业、竹器加工业等都是当时名扬京省的重要行业。清朝时期，仅济宁的皮毛业作坊就有20多家，还建立了“裁皮手艺同行会”等行业组织。

元明清都把济宁作为治运和司运中心

林则徐曾在济宁当了164天的总督

由于济宁处在京杭大运河的中枢区段和最高点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元、明、清三代都特别看重济宁。元代设“都水监”专司治河，同时兼管河道的运输，并在济宁鲁桥镇设立“漕运司”。明朝迁都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之后，为了保证漕粮北运，对京杭大运河大力治理。朝廷常以“都御史”（正二品）总督河道，兼管漕运。其官署名为“总督河道都御史署”，设置在济宁城内。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将衙门正式移至院门口街路北。之后至清代，先后称为“河道部院军门署”、“总督河院署”，民间一般称作河道总督衙门。衙门的主要职责是治理运河，兼管漕运和黄河等河道的治理。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朝廷开始实行漕河分理，另设“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而治河中枢机构仍设置在济宁，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20年）裁撤。所以，济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运河之都”。

杜庆生告诉记者，据查考，明代自永乐九年宋礼首任至崇贞十七年黄希宪末任，前后计99任河道总督，共87人钦命署理，其中由一品大员充任的达20余人。清朝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不乏一品大员。河道总督衙门同时还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济宁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一时间，济宁又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军事要地。这样，仅明清两朝，就有188位河道总督坐镇济宁治河治运或督漕督运。

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在济宁当了164天的总督。1831年，林则徐来到济宁出任河道总督，他在此写下了明代陈慕白的诗句：“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林则徐一到任上就布置运河挑挖工程，时值隆冬，他从济宁出发，亲往运河各工段查验，严格把握质量标准。在巨嘉汛区，他对督工不力的该汛主簿徐恂严加惩治，“力振因循，破除情面”，将其摘去顶戴，然后看督补情形再定去留。林则徐对运河的重点工程极为重视，而且对工程造价把握十分严格。他上奏朝廷请修五处堤工、民堰、减水坝，按工确估共需用银7585两，本着节约国帑的原则，他按工造价，减之又减，毫无虚浮。工程完成后，运河启闸铺水，繁忙漕运开始，他又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从此离开济宁，结束了他在济宁164天的河道总督的任期。

杜庆生自2001年担任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以来，十几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运河保护开发事业之中。他告诉记者，济宁运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包括以漕粮供给为中心的漕运文化，以河道总督衙门为代表的“运河之都”历史文化，以诚信谦和为核心的工商文明，以“江北苏州”风貌为特征的城市文明，以倡导忠孝礼义为主旨的民俗文化，以融南汇北、融汇东西为特色的餐饮文化，承载济宁历史彰显城市个性的地名文化，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人水和谐”思想，以及在商业文明和治理运河过程中表现出的鼎力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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