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晋良:带走的人都被“机枪点名”了

■周末人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特稿①

微山94岁的抗战老兵孙晋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救护,亲历了那场惨案:路边的杀人坑大概有半亩多地那么大。我走过的时候,那里面已经有几十具尸体了,血窝子还淌血。“12月14日,日本鬼子来了,所有男的都出来检查。一次检查就拉出去将近300人,说他们是支那兵。”

□ 文/图 本报记者陈巨慧本报通讯员王建马振贺

“在南京的窝囊气不能就这样算完,我得想办法考军校,想办法学杀敌本事,不能这样窝窝囊囊的。”孙晋良忆起当年如此说。

1938年8月,身高慢慢长到1米6的孙晋良报考黄埔军校,经严格的初试、复试、面试后,成为黄埔军校十六期一组的学员。

1941年初,孙晋良到洛阳武庭麟的十五军六十五师炮兵营任职,从弹药队队长、少尉排长,最后做到了军属炮兵营的连长。

11月20日上午9点半,微山县韩庄镇小坊头村沐浴着初冬的暖阳。94岁的抗战老兵孙晋良,就住在微山湖畔这个寂静的小村子里。

跨进赭红色的大铁门,看门的小狗向记者发出警告。记者小心翼翼地探头打量这个小院:正屋三间,房门虚掩,门前堆着几十袋金灿灿的玉米棒；东厢房已经坍塌,茅草顶散漫地搭在参差的土墙上；锈迹斑斑的拖拉机拖斗、配件……

认生的小狗继续狂吠。记者快步进屋,刚好遇上了从里屋缓缓走出来的孙晋良老人。腰板笔直的他,拭了下鼻子,笑着说:“欢迎你来,能把我的事讲出来让后人知道,我感到很高兴。”

飞蛾扑火的“憨子”

采访在门厅中进行。孙晋良拖过马扎,靠着斑驳开裂的白墙坐下,墙上悬挂的锦旗和横幅上,“抗日功臣黄埔老将”“民族英雄抗战老兵”的大字格外醒目。

“这两天特别热,不正常啊。”老人拉开薄外套的拉链正式开讲,记者瞄了下里屋没有点火的崭新炉具,不断聚集的凉气,让人愈发思念暖气的温度。

“我1920年出生,身份证上写的是4月24日。我老家就是小坊头,家里是种地的。”孙晋良语速不快却也干脆,乡音时隐时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路过这里,咱们这就成立小学了,那年我8岁,上一年级。1934年上完高小,投考设在兖州的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

当时,小坊头村隶属于峄县,那一届全县70多名考生报考这所学校,只有孙晋良一人被录取。拿着每月5元的津贴,揣着毕业后当老师的梦想,转眼间,孙晋良就升到了即将毕业实习的四年级。可命运的转折点也随之而来。

那是1937年的秋天,“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东,敌机对兖州狂轰滥炸,孙晋良坐不住了,“我想当兵,有部队到学校招兵,我报了名,但是我18岁了只有1米5高,不够个儿。”

11月底,一心想参军的孙晋良和几个同学决定去南京,投靠已在三十七陆军医院担任医务主任的学校校医孔德刚。

“事先我跟我的爹娘说了,鬼子一来,咱不可能在家安居乐业了,鬼子杀人放火,咱怎么活啊?咱一块走吧。俺爹说你上外面当兵去了,咱带着二亩地走?咱指望什么吃饭?话说得很实际。”那时候奶奶还在世,孙晋良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哪里舍得让他走。他只好不辞而别,与四个同学一起,偷偷从兖州坐上火车,沿津浦线南下。“我好像是憨子,跟飞蛾扑火似的,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一点儿都不考虑生死的问题。”他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努力地搜刮着几十年前的记忆。

11月30日,孙晋良与同学一起抵达南京,来到逸仙桥附近的三十七陆军医院,加入对“淞沪会战”中伤兵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已经开展国防教育,我们作为童子军,要进行打靶射击等军事训练,还要学习战地救护等知识。”孙晋良说。

对于孙晋良他们的到来,孔德刚老师非常欢迎,因为医院里伤病员多,人手不够。

没来得及换上制服,孙晋良就下了病房,听从护士长的分配忙碌起来。他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子,伤病员们都挺喜欢,“小鬼小鬼”地吩咐着。

12月10日,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敌军向南京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当晚,敌军对南京的南门——中华门和光华门展开猛烈攻势。担任光华门防务的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终于夺回城门、堵住城墙缺口。

第二天天亮后,敌军撤退,三十七陆军医院杜院长问大家:“有不怕死的吗?”人小胆大的孙晋良最积极,大声答道:“我不怕死!”顶着敌机不时投下的炮弹,去抬伤员。

“我们的医院那时挪到了太平路,从太平路到中华门得有2里多路,我一早上抬了两趟。”孙晋良说,当时一共有20多副担架,到中华门一看,横七竖八躺的,到处都是中国守军的尸体和伤员,伤员们嗷嗷叫,骂咧咧地乱喊。孙晋良心里很紧张,“我跟伙伴说,看哪个只要活着,过去就抬,抬了就跑。只要活着咱都得救啊。”

“当天晚上,敌军集中火力攻打西门,医院也挪到了附近。孙晋良说:“那会儿有小救护车了,一车能拉七八个伤员,我们一趟一趟来来去去地接,根本不知道吃饭、休息,没有那个时间。”

安全区不安全

12月12日晚,日军用攻城炮对城门发起猛攻,炮弹声惊天动地,南京城城墙终被轰垮,敌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南京城挺进。无力抵抗的中国守军弃城撤退。掌管南京军事大权的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混乱的散兵大批涌向挹江门,因没有渡船,大部分未能过江而流散在南京街头,他们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当天夜里还在一线坚持救援的三十七陆军医院医护人员,在12月13日清晨被杜院长集合了起来,他下令,“把徽章文件都烧了,全军都打不了了,指望咱们几个医生更没法子了。”

眼看日军就要入城,孙晋良和几个同学一起商量对策,“南京能出城的只有北门挹江门,都往那跑了,咱们又没本事,逃不出去。于是决定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难民收容所临时落脚。”孙晋良说,现在看,当时他们的选择很正确,挹江门那里压死、踩死了好多人,士兵、百姓争着上船过江逃命,互相殴打残杀,很多大将领都没能挤上船,有的人为了逃命不得不抱着木板子跳了江,大部分还是没能躲过日本人的机枪扫射。

孙晋良他们五个挤进位于珠江路附近的原陆军大学校址。三层高的教学楼里,地上已经住满了人。但安全区并不安全,日军的搜查说来就来。

“12月14日,日本鬼子来了,让女的不要动,所有男的都出来检查。一次检查就拉出去将近300人,说他们是支那兵。俺们五个人都躲过来了。”第二天,孙晋良就听说,头天被带走的人都被“机枪点名”了。他解释,“机枪点名”是这样一种形式:把几百人集合到一块,站成密集队形,汉奸给你甜言蜜语地讲这讲那,吸引着大家不让动,后面的机枪早就准备好了,汉奸讲完一下台,接着就打,这还不保险,再拿刺刀一个一个捅。

12月16日,日本兵又一次闯入了陆军大学校内的难民收容所,这一次,孙晋良和同学王孝芳不幸被抓走。

绝望之际,孙晋良忽然发现队伍在大街上停下来了,有个日本军官把他从队伍里拉了出来,说:“小孩,开路!”鬼子看到只有1米5高的孙晋良,以为他只是个孩子,就放他走。

虽然走出来才一里多地,但孙晋良知道,他可能根本走不回难民收容所。“先要打发路上的小鬼子,他们都是出来找吃头儿的,找我要砂糖,要酒,不会说中国话,就拿笔写。我说那商店里没有吗?把他们支到店里去。接着又遇到一个小鬼子,他弄了一个小木箱子,里面装着咸菜疙瘩、辣椒酱这些东西,看样是个伙夫。东西估计有三四十斤,一个人不好拿,叫我跟他一起抬着。”

孙晋良跟着他一直往东走,出了和平门,又往北去,把他送回了营地。“放下东西后,他说:‘你开路!’我说:‘你不给我路条,我能回得去吗?’那个当兵的随便找了个铅笔,给我写了俩字,明显是应付。”孙晋良看着这张路条心里凉了半截:“要想回去恐怕不容易!”

智闯鬼门关

被绝望情绪包围的孙晋良,万万没想到,又一个活命的机会正在向他一步步靠近。

这时他路过一个小四合院,两间堂屋,门楼很小。里面出来一个细高挑的年轻军官,军刀特别长,孙晋良判断:“他应该是个挺大的军官。”日本军官招招手,“小孩,米西米西,来。”让孙晋良去吃饭。

“我心里想,再饿我也不吃你的!”孙晋良说。紧接着出来一个伙夫,是中国人。他说:“太君让你吃你吃呗!”一看是汉奸,孙晋良气得要命,回绝道:“我不吃!”

军官以为孙晋良是小孩,就想哄哄他。他举枪向西瞄准,“嘣”一声枪响,“蒋介石”。孙晋良明白了这个日本军官的意思,是想让他跟着当个小勤务兵,去打蒋介石。他一想,这下有门路了!赶紧应下:“好好好。我愿意跟你打蒋介石,你得给我写个路条,我到家里跟老人说说,我家在城里。”

军官毫不犹豫,马上抽笔给他写了路条。路条上写的是日语,孙晋良看不懂,凭借里面的几个中国字判断,意思大概是:这个是良民,沿途要多加保护。“他底下落款是‘中岛部队蒲州联队\’,还在上面盖了个椭圆形的章‘云同\’,说明他很郑重,很相信我会回去给他当勤务兵。”

拿到了路条,孙晋良的心里有了点底,但一个人还是不敢走,想起来路上的“杀人坑”就担心。孙晋良说:“来的路上我就看到路边的杀人坑大概有半亩多地那么大,转圈用铁丝网围上。我走过的时候,那里面已经有几十具尸体了,血窝子还淌血。我心里明白,这是个鬼门关。”

孙晋良攥着路条走走停停,走到杀人坑那里时,果然出事了。日本兵聚集了七个路人,把这些人往杀人坑里推。他们不进去,就用劈柴劈头盖脸地揍,揍完再往里推。“有人把路条给小鬼子,鬼子看也不看就撕,我一看这样也没敢把路条拿出来。这时远处有个日本人嗷嗷叫,喊了什么话咱不懂得,这伙人离着还有百八十米,就搭话了,把我还有另一个小孩拉过来,让我们去找他。”

孙晋良回忆,那个喊话的人是个马夫头,正想找人给他搭帮喂马呢,看到这还有俩小孩,就想留下来。走了大概百把米,杀人坑那边的枪就响了。“和我一起的小孩家住鼓楼街,才15岁,个子比我还高一点。枪声一起,他就开始哭‘我的妈哎\’。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哥在里头呢。我说你别哭了,咱自个儿慢慢地找生路。”

到了马厩,看到那些高高的大洋马,孙晋良的心里又打好了小算盘。个子小小的他们先是装作怕马,马夫头让他们抬两根楠木棒,他们假装抬了两下,又谎称抬不动。马夫头烦了,嚷着“开路开路”,让他们两个赶紧滚蛋。马厩有个岗哨,听说他们要走,就问:“金票的有?”孙晋良赶忙说:“有有有。”给他两毛钱,顺利通行。“我本来还有5块钱,都装在袜子底下,包里就装了几个毛票。”

回程的路却并不平坦,首先要过的就是十几个卫兵把守的和平门。“我离着好远就把路条拿出来了,我知道,这个路条有保障,因为他们的任务并不是杀人的,而是看守城门的。”

孙晋良顺利过关,一起通行的孩子却因为没有正式的路条被拦下了,孙晋良跟日本兵说这是他的邻居。

孙晋良带着那个孩子一路走,一路给日本兵解释路条的事,直到9点多才回到难民收容所。

看到孙晋良回来了,他的三个同学吃了一惊,“我们以为你们势必回不来了,王孝芳呢?”孙晋良遗憾地告诉他们,王孝芳没能回来。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王孝芳。后来,我们在济宁开同学会,我到处打听,也打听不着他。只知道他是济宁人,忘掉他是什么庄什么村了。这个王孝芳永远在我脑子里,唉!”孙晋良又是一声叹息。

投考军校雪前耻

经过两次惊心动魄的检查后,日军到难民收容所发放了良民证。拿着良民证,孙晋良他们可以到大街上去活动了,信息也逐渐畅通。

“我们的老师在哪躲着我们不知道,出去打听了一下信息才知道,国际委员会组织了一个万国红十字会,大大小小八个军医院都被收容起来了,国际委员会救护的伤员有4000多个,都收容在中山北路原来的外交部大楼里。”孙晋良说,当时的外交部大楼在南京是最好的建筑,楼高六层,还有一个3层的南配楼。万国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我到现在都很佩服马吉牧师,打仗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儿子大卫,开着他自己的小车到处救伤员。”

万国红十字会不仅救治伤员,还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马吉牧师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跟日本人交涉好,需要什么药,跟日本人要,需要的粮食,也去跟日本人拿。支起不知道多少个大锅,熬大米汤。“烧什么呢?没有炭烧,就烧外交部里头的家具。光那些家具就烧了几个月。”

孙晋良与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年纪一般大,自然也更有共同话题。“1938年3月份,他告诉我,中国打了胜仗。我说哪里打了胜仗?他说台儿庄,是在收音机上听到的。我一听很惊奇,提出去他家看看。他带我到他家去,听了录音。”

3个多月的时间,4000多名伤员基本都治疗完了,按国际公约,治好了的伤员应该交给日军当俘虏。马吉牧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伤员们治好一个跑一个,到了1938年4月8日,大部分伤病员都好了。

4月8日那天,孙晋良和他的几个同学也准备离开。临走前几天,马吉牧师说,蒋委员长给你们汇钱来了,完成任务了,还希望你们回去。当兵的每人十块钱路费,尉官五十,校官一百。“我们出了城门去江北,然后往西跑。”

途经全椒县、巢县、安庆、九江,孙晋良他们抵达汉口,到军政部军医署报上名。“军医署的人问,还愿意干吗?哪个军医院都欢迎你们!我心里不服气,在南京的窝囊气不能就这样算完,我得想办法考军校,想办法学杀敌本事,不能这样窝窝囊囊的。”孙晋良说。

当时,山东省的学校都流亡到了湖北,叫国立湖北中学,孙晋良在那读了几个月的书,算是完成了乡村师范的学业。“我心里有数,还得回武汉,还得考军校。同学里边有很多上陕北抗大的,我说,你们上那边去是救国,我上这边去也是救国。”

1938年8月,身高慢慢长到1米6的孙晋良报考黄埔军校,经严格的初试、复试、面试后,成为黄埔军校十六期一组的学员,到重庆北的铜梁县入了伍。

“说到这我还有照片呢。”老人蹒跚着去里屋拿来一张粗糙的翻拍旧照,身着军服的孙晋良清秀刚毅,照片下方印着孙晋良的名字,右侧题有“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十六期”。“这是我1940年毕业时候的照片,打仗的时候除了命没掉,什么都掉了,还好别人帮我把照片从成都本校找来了。”

抗战英雄内战“孬熊”

1941年初,孙晋良到洛阳武庭麟的十五军六十五师炮兵营任职,从弹药队队长、少尉排长,最后做到了军属炮兵营的连长。

到部队后,孙晋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组织炮兵教导队,“整天寻思新方法,进行炮兵射击训练。以前他们拿着炮是当摆设,训练之后,拿着炮能用了。”孙晋良介绍。

1944年5月,洛阳保卫战打响,十五军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固守洛阳十到十五天。守河防的炮兵营连长孙晋良被调回洛阳,与十五军将士一同守卫洛阳西北的邙山制高点。炮兵肩负着震慑敌人、鼓舞士气的重任,白天作战,夜里“挪窝”,日日夜夜连轴转。

坚守到第13天,武庭麟刚松了口气,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再守七天!战斗打得相当艰苦,第18天,孙晋良夜间突围时,身上只有一把装着6颗子弹的手枪和10枚手榴弹。他把手榴弹的弦全部拉好,准备碰见敌人枪打不响就同归于尽。利用敌人发射照明弹的间隙,孙晋良赶紧用跃进动作快速前进,穿越敌人的封锁,成功突围。

洛阳保卫战之后,部队在洛阳周边的卢氏县重新集结,司令长官蒋鼎文称赞炮兵营在洛阳打仗有功,并要重新补充大炮、骡马和兵员。炮兵营所剩的一百多人,被派到甘西接骡马。“我这鼻子不通气,就是那次过六盘山的时候冻的。”孙晋良指了指自己左鼻孔说:“你看电视上国民党部队都忒阔了,穿着呢子大衣,其实俺们穷得连棉大衣都穿不上。”

1945年8月中旬,从甘肃返程的孙晋良一行到达陕西咸阳时,得到了敌人投降的消息。“当时那个高兴啊,没法形容,以为这个仗总算是打到头了,可刚看到和平的希望,内战又开打了。我那个部队没有一个人想打内战,中国人不想打中国人。”

回到洛阳后,由于部队整编,孙晋良成了编余军官,正好合了他的心意,组织军官打仗的时候,他就和一些编余军官到旅社打麻将,抗战英雄甘当内战的“孬熊”。

1947年,孙晋良的父亲跑到部队去找他回家,与订婚十年的未婚妻完婚,这也是他十年间首次还乡。几经申请后,1948年,孙晋良终于拿到资遣证,解甲归田。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又经过政治运动的波折,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老伴在世的时候,我们到孩子家轮着吃,老伴去世后我自己住在这边,自己做饭吃,尽量自力更生。现在每个月9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补贴五十块钱,新农保还有六十,你看我的衣服、炉子、电视、椅子都是志愿者给我送来的,各方面对我的支援很多,我非常感谢了。”

采访结束时,老人执意将记者送到巷口。吐露自己的心声后,孙晋良格外轻松与喜悦,他说:“我是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如果早死的话,我就是无名英雄。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我心胸坦荡,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明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希望我能活到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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