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频发引关注精神病人监护难题如何破解？

5月5日中午，一名女子在济南宜家家居殴打一名女服务员和一名男保安，并与周围顾客发生激烈争吵，后经警方证实，其患有精神病。每年，尤其在精神病人容易发病的春夏之交，各地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件总是频繁发生，引起一轮又一轮对于“监护人看管不力”的讨伐。然而，另一个极端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被家人“囚禁”的情况屡见不鲜。截然相反的矛盾背后，凸显出当下我国对精神病人治疗监护的窘境。

A “武疯子”肇事屡见不鲜

4月25日傍晚，市中区公安分局舜玉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疑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打人。民警出警后，在询问过程中，男子突然攻击民警，将一名辅警手指咬断，并致另一名民警膝盖骨骨折。目前，伤人者已被警方控制，家属称男子有抑郁症史。

3月22日，一段小学生在公交车上被一位妇女掌掴、扔书包的视频火了。随后警方发布情况通报，50岁的涉事者李某某有精神疾病史，当日在营市东街乘坐K19路公交车，上车后采取扔书包、辱骂、扇耳光等行为强令小学生房某某让座，并辱骂公交车内其他乘客，直到驾驶员制止并准备报警才从营市西街下车。李某某对其3月22日的行为供认不讳。

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被人称为“武疯子”。类似的精神病人伤害事件，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多起，其中不乏数人死伤的情况。尤其在眼下容易让人情绪暴躁的春夏之交，此类事件更是此起彼伏。

5月3日，广东省揭阳市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二死一伤。凶手系一名二级精神病人。5月1日，江西省吉水县发生一起杀人案，65岁的许某被人持菜刀砍伤后不治身亡。民警赴现场处置，犯罪嫌疑人挥刀对抗终被制服。44岁的犯罪嫌疑人杨某云与被害人住同一单元，有精神病治疗史……

B 责任难究赔偿难付

类似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然而，事发后，在对肇事者的处罚方面，鉴于其精神病人的特殊身份，往往不了了之。

根据通报，对李某某在公交车上打骂小学生的行为，鉴于李某某有精神疾病史，其家人再三致歉，并取得了被打学生及其家长的谅解，警方对李某某及其家人进行批评教育，责成其家人加强监护，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院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此可见，如果肇事者属于第一和第三种情况，处罚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而在民事赔偿上，因为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往往非常困难，大多数受害者也难以拿到赔偿。

来自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429.7万例，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

C“严加看管”的另一极端

面对精神障碍肇事者闯祸后往往减免处罚、赔偿难支付的情况，一直以来，呼吁监护人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看护的声音从未停止。然而，与此并存的另一个现象是，部分精神病人被家人长期“囚禁”。

2016年6月，经本报报道后，长清区张夏镇张夏村精神病人吴强被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解救，至此，因有强烈攻击性，这位40岁的男子已被家人关在5平方米的小屋中20年。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对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院长刘庆贵来说，吴强已是他两年内解救的第三位被“囚禁”的精神病患者。

53岁的泗水县人李仲友，十几年前因为妻子车祸身亡精神崩溃，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多次吃药住院未见缓解，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打人伤人闹得四邻不安，母亲被他殴打过两三次，父亲原本开了家工厂，工人也全部被揍跑了。为了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父亲先是把他锁在家里不让出门，后来又用锁链锁住手脚，可是都经常被李仲友打开。万般无奈之下，他的父亲含泪让人焊了一个铁笼子，亲手将他关了进去。即使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李仲友也只能蜷缩在院子里的笼子中，每天由年近八旬的父亲送水送饭，直到2015年底被刘庆贵救出。同年夏天，刘庆贵还解救了另外一名精神病人，聊城市阳谷县灵王庙村村民龙芬。30多年前，龙芬因受到雷声惊吓精神异常，多年来，龙芬时而正常，时而发疯，犯病时六亲不认，遇人就骂，见人就打，连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也难逃打骂。为了防止龙芬伤人，家人用铁链一头锁住龙芬，另一头系在房梁上，一锁就是多年。

D “家庭为主”监护模式漏洞凸显

“实在没别的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对于把吴强关在小屋里的做法，其父吴文河这样说。

“可想而知，但凡有一点别的方法，谁会把自己的家人、孩子锁起来关起来？”刘庆贵认为，目前精神病人因缺乏“管理”而伤人，以及家人为了不让精神病人伤人而把他们“囚禁”起来，成为事情的两个极端，两个极端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即精神病人缺少正确的监护。

2015年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要达到80%以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80%以上，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依法及时得到强制医疗或住院治疗。

按照上述规划，近年来，不少城市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比如，在安徽省青阳县，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落实每人每年2400元“以奖代补”政策，并在全县范围内推行精神障碍患者伤人救助保险，通过乡镇购买服务、保险提供保障、综治追究责任，进一步增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服务管理。

然而，这些零星探索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强制要求部分精神病治疗免费，2016年公安部发布的《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规定，需强制收治的人有两种，一是实施危害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人，二是将要实施危害的人。然而，在国家层面，并未对精神病患者相关费用、监护人不配合住院等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表示，在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以亲属的监护责任为主，实行的是“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很困难，“主要障碍在于许多家庭没有财力和精力负担起对精神病人的长期管教”。

对此，建议建立精神病患者的统一档案，完善社区、医院、民政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和共享，编织立体的监控防护网。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国家免费治疗，解决家属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将强制住院治疗规定为监护人、医院的法定义务并附以明确、严厉的违法处罚措施，凡是诊断为精神病且有暴力倾向的，监护人和医院方面在治愈前不得办理出院手续，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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