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篆刻
邓石如篆书作品
铁钩锁,中国画用笔的一种技法,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南唐后主李煜善用此法,宋黄庭坚《次韵谢黄斌老送墨竹十二韵》:“江南铁钩锁,最许诚悬会。”自注:“世传江南李主作竹,自根至梢极小者,一一钩勒成,谓之铁钩锁,自云惟柳公权有此笔法。”
这一李煜开创的绘画技法,被邓石如创造性地应用于篆刻中,邓石如在扬州期间,为挚友罗聘所治印中就有“铁钩锁”三字,并在边款中注明:“两峰子(罗聘)写竹用此三字法,古浣子(邓石如)作印亦用此三字法。”在其赠罗聘的另一印“乱插繁枝向晴昊”的边款,又写道:“两峰子画梅,琼瑶璀璨;古浣子摹篆,刚健婀娜。世人都爱两峰梅,两峰偏爱古浣篆,感而作此,聊释旅愁。”在这里,“刚健婀娜”四字可视作是对“铁钩锁”三字的诠释。
邓石如弟子包世臣则在《艺舟双楫·述书上》记述了自己的见解:“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这一皖派最高法则被后学者奉为圭臬,赵之谦谓这一法则是“印林无等等咒”(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近世陈三立在《安吉吴先生墓志铭》中也说,吴昌硕“书摹猎碣,运以铁钩锁法。”而皖派画家郑雪湖授黄宾虹“实处易,虚处难”六字诀,则又可以看作是对“铁钩锁”另外一个角度的阐释。
在邓石如之前,中国的篆刻艺术一直源于汉代“缪篆”,所谓“缪篆”,是指汉代规范的摹印文字。但由于年代久远,汉印流传下来的当时并不是很多,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也受到局限。因此,无论是明代文彭的三桥派,何震的雪渔派,苏宣的泗水派;还是清代程邃的徽派,丁敬的浙派,其实对篆刻艺术的突破都不大,囿于古法,印从印入,千人一面,陈陈相因。邓石如则冲决出以印入印的罗网,一肩袱被,草履担簦,游名山大川,访残碑断碣,从华夏大地深处寻觅创作灵感。举凡汉魏碑碣、墓志、造像题记、摩崖石刻,都在邓石如搜寻之列。罗聘《完白山人登岱图》,记录了邓石如遍访泰山石刻,登日观峰看日出的豪迈之情,山人一身古装,凝重庄严,淡墨皴染中用浓墨点苔,流云与凸起的岩石相绕,使山峰具有动感,山人衣袂飘飘,人与自然“不隔”,与造化一团和气。
为研究北碑艺术,我曾购买了几本碑贴,有《魏张黑女志》《北魏张玄墓志》《北魏刁遵墓志》《北魏崔敬邕墓志》。其中《北魏张玄墓志》原名《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又俗称《魏张黑女志》,两个版本内容是一样的。里面有楷书二十行,每行二十字,镌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打开碑帖,黑底白字,阴气森森,一股黑暗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就是这些深埋于地下千年的“死亡通知书”,被山人从泥土中找寻出来,死者的生命信息由此被解密,在山人高扬的生命火炬下,民族沉睡地底的文化基因被克隆,而再度复活。
邓石如弟子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记云:“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燉煌太守碑》、苏建《国山碑》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盈,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饗》各五十本,三年书乃成。”
从包世臣对邓石如学书历程的描述,可以看出起初邓石如从龙山遗民立场对当下书坛的超越,而逐渐演变为以平民立场对宫廷艺术的超越。邓石如临习的各式北碑作品,因广泛来自于民间,过去长期为士大夫所忽视,他们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几个名家之上,因而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邓石如突然向世人展现了汉魏碑刻这一巨大的宝藏,并把篆刻艺术的源头由“缪篆”接之于“北碑”,开“印从书出”之先河。
邓石如因此也成为皖派艺术的开派宗师,“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宗。”(魏锡曾《吴让之印谱序跋》)皖派邓石如开之,弟子包世臣扩之,再传弟子吴让之守之,其核心成员还有邓传密、张惠言、吴育、程蘅衫、徐三庚。自皖派出,徽、浙二派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后中国印坛一流艺术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无不笼罩在皖派浓重的光影之中。
碑学变革思潮
魏锡曾在描述皖派特征时,“印从书出”而外,还有一句“书从印入”,道出了皖派艺术革新路线图:北碑——印从书出——书从印入。邓石如篆刻得益于北碑,书法得益于篆刻,其篆隶之作被包世臣列为“神品”,已达到“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之境。
皖派碑学思潮由篆刻领域波及到书法领域,也波及到“书画同源”的绘画领域,成为促成中国画变革的重要因素。其变革首现于皖派画家“黑萧”萧谦中,这位别号大龙山樵、与邓石如同样诞生在大龙山麓的民国北京画坛名家,最早在绘画领域开始了碑学革命,尽管没有提出多少理论,但其画风笔力苍劲,气势浑厚,墨气重,布置密,带有鲜明的北碑气韵。
继萧谦中而起的画坛巨擘黄宾虹,早年就从郑雪湖处得皖派“实处易,虚处难”真传,尔后将绘画链接于金石碑学,“画中笔墨,源于书法。篆隶真行,各有师授。书法精妙,彰于金石。彝器碑碣,神采斐然。古人详诸记载,发为文辞。道形而上,艺形而下。兼该并举,悉悉相通。书味盎然,是谓文人画。”(《黄宾虹文集·书画篇下》)这一段话是黄宾虹对皖派艺术理论的创造性发挥,其金石——书法——绘画路线图正是皖派变革精神向绘画领域的延伸。
皖派艺术革命,大地艺术家邓石如肇其始,丹青天才黄宾虹毕其功,由于打通了中华文化之大本大源,再现了古汉人阳刚朴厚之雄气,其影响力又从艺术领域转向思想学术领域,成为宋学“空疏”和汉学“细碎”的解毒剂,继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皖派平民色彩
在皖派诸大师中,无论是邓石如、包世臣,还是吴让之、赵之谦,一生辗转书院幕府,混迹市井乡野,其身影带有浓重的平民色彩,其关注世界也自然站在平民立场。这一点,皖派诸家异于徽州汉学的官方立场,也不同于桐城宋学的士大夫立场。邓石如秉承家风一生坚持遗民立场,这又必然导致平民立场,以平民身份研习汉魏平民墓志铭,以平民视角关注民生疾苦,以平民喜好感受百姓喜怒哀乐。
明清安徽学术,晚明方以智、钱澄之、金正希、戴敬夫,以及江上二沈(沈昆铜、沈寿民),贵池二妙(吴次尾、刘伯宗)诸公开启的上江学风,一直延续至清初,施闰章、梅文鼎、戴南山、方望溪、朱字绿、江慎修皆承其学脉。自乾隆戴震出,徽州朴学兴起,学风凡一变。嘉道姚鼐弟子活跃,桐城宋学日炽,学风凡再变。晚清皖派碑学兴盛,邓(石如)包(世臣)渐取代江(永)戴(震)和方(苞)姚(鼐)的影响,成为安徽学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推手。
这一转型也正符合世界潮流,知识和艺术从少数贵族精英独享的资源而转向广大民众共享的资源。大凡近现代皖江学术名家,如陈独秀、邓以蛰、程演生、刘文典、徐中舒、严耕望、汪少伦、史尚宽等,都受到皖派这一学风的影响。上述人物,陈独秀、邓以蛰、刘文典、汪少伦、严耕望祖籍都在大小龙山两侧,邓以蛰是邓石如五世孙,陈独秀嗣父陈衍庶则是皖派书画大家,也是皖垣首屈一指的金石、书画收藏大家。陈独秀终其一生,始终怀有浓郁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与一个女工相伴于穷乡僻壤,以帮乡民写字和整理家族遗稿为生。就如同邓石如在在临终那年还不避旅途劳顿到泾县孔庙写碑额,陈独秀晚年也是嗜碑如命,为了能从欧阳竟无处借得《武荣碑》,陈独秀作了一首诗当借条:“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晚年邓石如和陈独秀都是以平民身份隐藏于民间,就像他们的龙山先辈钱澄之、邓朴庵、徐羽先、方中发以遗民和平民的双重身份终老家中一样,作为皖派艺术家的邓石如和陈独秀,也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告别这个世界的。
包世臣是邓石如和陈独秀之间的过度人物,也是皖派向皖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桐城宋学家关心义理,徽州汉学家醉心考据,而皖派学人们关注的则是漕务、盐政、货币、农政、河工、赋税、律例、兵事、中外贸易、戏曲、历代掌故,从包世臣面向知识阶层的《安吴四种》,到陈独秀面向市井阶层的《安徽俗话报》,皖学也经历了从士人向普通市民普及的过程。作为邓石如入室弟子,包世臣在书印实践方面有独特成就,在书印理论方面贡献更大,并把邓石如的碑学思想向民间推广。
对于皖派学人来说,他们不仅发现了汉魏碑刻这一巨大的地下宝库,也发现了民间社会这一丰富多彩的地上宝库。这两大发现使他们人生态度迥异于学界主流的汉宋学人,宋学推崇的儒家道统文统,他们觉得没有市井的施耐庵罗贯中兰陵笑笑生来得痛快;汉学痴迷的那些故纸堆,他们觉得也没有泰山华山的摩崖石刻那样生气勃勃。他们一头扎进了民间,民间戏曲则成了他们的最爱,包世臣撰《都剧赋》,首揭“徽班映丽,始自石牌。”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专门开辟“戏曲”专栏,刊登戏曲剧本和戏曲评论,在第十一期,陈独秀还以三爱的笔名撰写《论戏曲》,称赞戏曲“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教育家”,“依我来看,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老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此外,陈澹然著有《异伶传》,程演生亦著有《皖优谱》。
(作者系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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