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跟着书本去旅行,但凡读完中学阶段课程的人都去过大泽乡,因为所学语文课中,有一篇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陈涉世家》。由此,知道了2000多年前发生在如今安徽宿州城东南20多公里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泽首义,也学会和记住了“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励志名句。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单就“本纪”和“世家”体列来说,有两个是另类,一是记载历代帝王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本纪”,却把没当过帝王的项羽记入《项羽本纪》;二是记载汉武帝及以前历朝诸侯贵族活动和事迹的“世家”,却把不是诸侯贵族的陈涉记入《陈涉世家》,可见太史公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烈体现在这两个人身上,也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这段话,并没说到自己,“司马迁受辱而作《史记》”是后人加上去的,但却表明了他尽管受刑也要写好《史记》的真实心迹。“发愤”之作的说法一直以来很流行、很普及。
读《史记》最大的感受是现场感及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曲折动人的故事,荡气回肠的事例,栩栩如生的人物,惟妙惟肖的场景,追根溯源的家世,无不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比如《陈涉世家》,司马迁写到了青年陈涉怀有鸿鹄之志、精心设计筹谋起义、大泽乡揭竿而起、蕲县城整军安民、建张楚天下响应、大泽义军奋勇抗秦、大泽乡起义的失败等,又无一不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在读《陈涉世家》时,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司马迁撰写这篇文章时必定“百年风云已过”,他是怎么知道大泽乡起义那么多具体情景的?他到过大泽乡吗?借助史料,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司马迁不但到过大泽乡,而且在大泽乡盘桓数日,这是确凿无疑的。
这就要从司马迁的成长史说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学家,有着广博的学问修养。他不仅对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培养,使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还要他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学习古代历史文献。司马迁20岁时,遵照父命,开始了亲自到全国各地去实地考察,看看各地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轶事。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到江陵,过长沙,登庐山,访姑苏,临江阴,上曲阜,入沛县,又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盘桓数日,实地考察了公元前209年九百卒大泽乡受困、起义的筹谋、鱼腹丹书、篝火孤鸣、智杀将尉、筑坛盟誓、射鹿起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地,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了,却点燃了全国抗击秦朝暴政的烽火,可以说,没有“大泽一声雷”,就没有秦的二世而亡,也就没有此后大汉一统江山、平民登基做天子,司马迁又怎么不留心留意,唯恐疏漏,然后反复斟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最真实的历史、最鲜活的一面呈现给后世后人,这才有了2000多年后列入中学语文课本、几乎人人要读的《陈涉世家》。
这是司马迁20岁时的第一次考察,用了近三年时间;此后直到27岁或随汉武帝出行,或奉命前往云南和四川,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在2000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凭着地图追寻司马迁受刑之前的脚步,可以悟到他在万里跋涉中得到磨练,为后来能够最终战胜人生道路上“生不如死”的巨大坎坷,完成父亲的遗志,也为后人留下一笔无与伦比的巨大精神财富,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求实求索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僵化的观念,以人为本,突破旧框框,“成一家之言”。他敢于把不是帝王的项羽写入“本纪”、敢于把在大泽首义的陈涉列入“世家”,把他们放到和封建帝王及诸侯王平起平坐的位置,这是独特的视角,也有惊人的魄力。
恒久的大泽乡,永远的涉古台,不朽的司马迁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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