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富平老城说祭祀

柯喜堂

漫步富平老城，往往不经意间与昔时的祭祀文化撞个满怀。如我过去常去的位于老城正街东端的老图书馆，据相关资料介绍，其“前身”乃是火神庙。与之毗邻的老剧院，则是昔日城隍老爷的香火之地。倘能逆时而行，你会发现种种或以庙或以祠或以坛称谓的祭祀场所布满老城内外。旧县志所说的“邑之大事在祀”，确非饰词虚言，而是我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及其成员的精神寄托所在。事实上，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不绝，亦与我国传统社会将“祀”或曰敬畏天地及其先祖，与“戎”或曰维护国家安全的征战活动并列，视为国家核心职能息息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左传·成公十三年》）。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而在古人眼里，“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礼记·礼运》）”。换言之，其祭祀对象则为天神、地祇、人鬼。用史圣司马迁的话讲，便是“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当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祭祀活动也须遵循严格的等级。即如天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只有身为天帝之子的君王才有资格南郊祭天（郊祀）。如是，也就难怪孔子当年对作为诸侯的鲁国国君僭越举行郊祀，“于呼哀哉”地斥之为“非礼也”，并由此发了一通“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议论（见《礼记·礼运》）。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崇拜祭祀的“天”（亦称昊天上帝），作为人格化的神，虽可主宰宇宙万物、国家命运及其人间祸福，但其形象不像西方上帝那样清晰鲜明，而显得比较模糊，乃至无形，只是一种“元气广大”的昊天，或“远视苍苍”的苍天。或许，惟其无形，无言，却能运行日月，出没星辰，变幻风云，号令雷电，主导阴阳，化育万物，轮回四季，带来福佑或灾祸，这种隐藏在神秘莫测中的无穷力量，恐怕使人对“天威”愈加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了。如是，能够独享郊祀祭天权力（并以其先祖附祀），向上天祈福免灾护佑国安民康的君王，也就像上天一样受其臣民敬畏了。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以阳为吉，阴为凶，故自汉武帝始，帝王选择天地阳气回升的冬至这天去南郊祭天，以借助大自然渐强的阳气趋吉避凶。当然，从政治上讲，这种郊祀（包括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即于泰山顶上筑坛祭天，于梁父山扫地祭地），也是借此宣告其统治符合天意，确立或强化王权受命于天的合法正统地位，而由此形成的等级秩序自是不容逾越了。

祭祀文化或曰作为礼之根本的祭祀活动，既然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举足轻重，不容小觑，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其祭祀对象（包括配享）、祭祀场所、祭品、时间及其相关仪式等等也就少不了一套严格周密的规定，并载入国家祀典，不入祀典的则为淫祀，“淫祀无福”。翻阅我手头的几部明清《富平县志》，作为地方政府，祭祀对象，除了风云雷电、山川社稷、东岳大帝（泰山神）、西岳大帝（华山神）以及与农事相关的神祇，主要祭祀的当属人鬼之列的先祖圣贤，即如至圣先师孔子、武成王姜子牙、以及关公、城隍、土地神等等。其中最为庄严恢宏的莫过于祭祀孔圣人的文庙。据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富平县志》记载，位于老城县署东边，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文庙，经多次增建与修缮，具有正殿（大成殿）五楹，清康熙皇帝御书的“万世师表”以及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御书的匾额高悬殿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并以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四配）以及先贤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十哲）附祀。东西庑（厢房）九楹，奉祀历代数十位先贤先儒，其中著名者如左丘明、董仲舒、张载、程颐、韩愈、范仲淹、王守仁等等。棂星门、戟门各三楹。戟门左侧建有名宦祠（奉祀任职本地有善举德政惠泽于民的官员），右侧为乡贤祠（祭祀生于本地的贤能、名臣）。此外，文庙内或文庙后，还建有明伦堂、尊经阁、魁星楼、文昌祠（奉祀主管人间功名禄位的文昌帝君）忠孝祠、节义祠，以及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崇圣祠等建筑。

这种以先祖圣贤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建筑布局，可以从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富平县志》里找到答案：“国制祭法，道范于人则祀之，劳施于国则祀之。有祈、有报、有由，弥则祀之。”不言而喻，那些品学德行出类拔萃者，或有功有劳于国家者，以及有祈、有报、有由即能带来人生希冀、福报、精神归属感者，之所以得到长久祭祀，自是为了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导向，并通过祭祀活动或曰人神（包括圣贤先祖）精神沟通，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是，也就不奇怪祭祀地方上的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并为之建祠立碑，不绝如缕见之于旧县志。其实，这种祭祀观，当与儒家的淡化鬼神而注重人生的宗教观息息相关。即如孔子的学生季路问鬼神之事。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人死后的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而对于有没有鬼神这一问题，孔子的答案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见《论语·八佾》）。译成今文就是祭祀先祖就如同先祖在那里，祭祀神就如同神在那里。如同者，好像也。显然，这一回答没有肯定说在，也没有肯定说不在，只是说好像在。孔子对鬼神的这一含混态度，说穿了，就是《易经·观卦》所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利用对鬼神的敬畏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如是，也就无怪乎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后，一改过去轻视儒家的态度，经过曲阜时以太牢（即一活全牛，清代改为牛、羊、豕三牲）这一最高规格祭祀孔子了。

时至今日，我国传统的祭祀文化仍有某种现实意义。从2014年以来，于每年的12月13日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由此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此外，诸如每年清明节海内外华人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隆重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山东省曲阜市于每年农历八月廿七孔子诞辰日举行的祭孔大典，以及春节祭祖清明时节为革命先烈或逝去亲人扫墓等等，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建设现代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社会道德水准，加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都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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