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祭孔大典（本报记者 杨国庆 摄） 曹操出手 孔文举被泼太多脏水

宋延坤/文

建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208年9月26日），曹操安排御史大夫郗虑和丞相军谋祭酒路粹，罗织了“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大逆不道”等罪名将孔融杀害，他的妻、子同时被害。就像他的那首《临终诗》中“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句一样，他终于结束了和曹操之间的斗争。从孔融被杀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812年，但因他被杀所引发的争论却没有停止。

郗虑和路粹还是有点儿本事的，竟然给孔融安了这么多的罪名。那这些罪名都有出处吗？笔者需要强调的是，虽有出处，但这些出处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招合徒众”和“欲图不轨”，是因为路粹说孔融在北海工作期间，看到天下大乱就召集了很多人准备谋反，甚至还放出了“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的言论，大意是大汉王朝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卯金刀”即指汉室姓刘的皇帝）。

这两个罪名经得起推敲吗？

经不起！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孔融在担任北海相的时候，的确召集了不少人，不过，这些人要么是用来和黄巾军作战的将士，要么就是他为朝廷选拔的人才。当时天下大乱，每一个地方官身边都有这些人。再者，孔融的一生都在维护汉室，没有任何高含金量的史料记载他发表过诋毁朝廷的话，如此一来，“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的真实性就有极大问题。

“谤讪朝廷”这个罪名，是说孔融在和孙权使者见面时说了朝廷的坏话。和“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句话一样，同样缺乏证据支持。路粹说孔融说过，他就一定说过吗？至于“不遵超仪”，就是说孔融作为九卿序列的高级官员，存在衣着不得体等败坏官体的毛病。

“大逆不道”这个罪名是最严重的，后世人多将这个罪名称为“不孝”，而曹操杀孔融的理由就是说他不孝。当时，曹操一方是这样解释的：孔融对祢衡说，“父亲对子女来说能有什么恩情？说到底，有子女，是因为当父亲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罢了。母亲对子女能有什么恩情？母亲就像瓦罐，子女就像瓦罐里的东西，把瓦罐里的东西拿出来，瓦罐和东西之间也就没了关系。”发表这种不孝的言论，就是孔融被冠以“大逆不道”罪名的原因。

笔者顺便说一下，一些朋友或许早就发现了，在某些毁三观的地摊文学和网文中，在不知何人的引导传播下，“孔融因‘不孝’被杀”这种说法已经出现了“孔融因弑母被杀”这种奇葩衍变版本。

因为让梨、与兄争死、孝顺父母，孔融在年少时就名满天下。再者说了，即使没有这些孝行，即使不是孔子的后人，孔融至少还属于讲究德行的名士群体，怎么可能会对祢衡说那种荒唐的话？

侮慢曹操非孔融被害根本原因

不难发现，在曹操给孔融安上的这些罪名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欲加之罪。那么，孔融到底做了什么，让曹操不得不下黑手？

很多观点认为，因为孔融发表过很多讽刺曹操的言论，屡屡让这个枭雄下不来台，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应该承认，孔融的确在言语上经常冒犯曹操，这种侮慢和刻薄甚至已经成了孔融的一种习惯。对于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的同僚，曹操这个朝廷实际掌权人早晚要爆发，而将孔融杀害就是爆发的结果。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因为孔融侮慢自己，仅仅是曹操杀害对方的原因之一，而且还不是重要的原因。那么，曹操杀害孔融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我们还是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寻找。

其一，为今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基础。孔融被害的时间是在公元208年，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几件事很值得注意：第一，当年的二月份，曹操在邺城修建了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为将来南下征讨刘表、刘备和孙权做准备；六月份，曹操废除了汉朝长期以来实行的三公职务，恢复了丞相制度并亲自担任，同时恢复了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劝说马腾来到许都任职，并安抚了马超和韩遂；出于更好地筹备军粮等目的，曹操推行了禁酒令。来到许都后，孔融发现了曹操不断膨胀的野心，于是，他对曹操的执政思路尤其是军事意图变得更加抵触，并经常发表公开反对的声音。所以，为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曹操必须得尽快解决掉孔融。

其二，向士人群体施压。尽管曹操非常努力地拉拢士人，可天底下仍然有很多士人不愿意投靠他。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士人为自己服务，至少不让更多的士人反对自己，曹操必须得通过杀鸡儆猴的手段去向士人群体施压，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呢？曹操只能从这些人里挑出几个来杀害，而孔融这个士人领袖就是最好的例子。同理，崔琰也是。

其三，意图弱化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一些人看来，曹操是一个“儒法合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为他是一个频频推出众多仁政举措、又崇尚严刑峻法的人。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我们不能因为曹操有过很多宽厚待民的工作，就认定他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执行人，而是得看在关键问题上采取了什么态度。何为关键？那就是他的人才观，因为人才观才是评价曹操这种掌权人属于哪个“派系”的最重要标准，而这种观念恰恰也决定了一个朝代的正统思想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儒家的人才观是“德才兼备”，曹操看起来也很看重这个，但他更多时候的用人标准却是法家路线、被注入个人意志的曹操版“唯才是举”。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三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甚至放言哪怕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类的人才，都能得到重用。

自我表态曹操下黑手还有深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需求，给了曹操一个杀害孔融的理由，也是他下黑手的第四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树立自己一个“大汉忠臣”的形象，是出于“公关”工作的需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不孝”这个孔融被杀的最大罪名说起。

熟悉两汉史的朋友都很清楚，除了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以外，其他两汉皇帝的谥号里都有“孝”字，比如西汉汉武帝刘彻的谥号是“孝武皇帝”，东汉汉和帝刘肇的谥号是“孝和皇帝”，哪怕是汉献帝刘协的谥号都是“孝献皇帝”（魏明帝曹叡追谥），蜀汉刘禅的谥号是“孝怀皇帝”（汉赵刘渊追谥）。还有，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什么？察举制，而这项制度最重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因为举孝廉才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两汉时期，“孝”不是纯粹的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而是当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也就是常说的“以孝治天下”。所以，曹操给孔融安上一个“不孝”的罪名，再将孔融杀害，这样做不仅可以标榜他曹操自己是讲究孝道的，更重要的是，曹操可以给自己贴上一个“大汉忠臣”的标签，让自己的执政路线拥有更强的合法性。

当然，也是因为曹操以“不孝”的名义杀害了孔融，我们从《三国志》里找不到孔融的个人传记。因为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的身份已经是晋朝的臣子，晋朝是以禅让的程序消灭了曹魏，而禅让需要一个承认前朝为正统的前提条件。再者，司马家族执政时的口号也是“以孝治天下”。所以，陈寿不敢给孔融做传，我们只能从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里看到《孔融传》。

你所不知道的孔融⑤

生存多所虑 长寝万事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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