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存兹齐鲁一脉文献 一部书，耗尽学者30年心血 李勇慧与她的《王献唐年谱长编》

李勇慧积攒的王献唐资料卡片本报记者 张晓涵 摄

   □本报记者张晓涵

一部由山东省图书馆李勇慧博士编撰的《王献唐年谱长编》近日连获大奖，包括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特等奖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说起王献唐，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他却是山东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他与丁惟汾、傅斯年、董作宾等交谊深厚，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古物鉴定专家。他学识渊博,于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文物鉴赏等领域均有创见，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亦深有造诣，著《国史金石志稿》《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炎黄氏族文化考》等巨著逾千万字，被诸多著名学者誉为“山东省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他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山东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9年—1948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馆长20年，重视乡邦文献，将著名金石学家许瀚、陈介祺等旧藏古籍拓片、钟鼎彝器、泉币、封泥、石刻等收归公藏并整理、拓印，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被誉为“北方图书文物之重镇”。他编纂《山左先哲遗书》，山东乡贤未刊之遗著多赖之以传。他参与济南城子崖遗址、日照两城镇等田野考古发掘。他还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守望人，抗战前将潍县高氏上陶氏藏绝世秦汉砖瓦从日本商人手中收回。1937年抗战期间，他拣选30年收藏书画、古籍、石刻、汉砖瓦、古钱等项古物精华两万余件，辗转于曲阜“奉祀官府”、四川乐山大佛寺、南京中央博物院等地10余年，使山东文物古籍精华免于兵燹……王献唐为近代的济南乃至山东的文化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还是山东省图书馆特藏部工作人员的李勇慧接触到了王献唐的有关资料，从此开始研究王献唐先生。从那时到现在，30年来，潜心研究，从各种资料中翻查有关王献唐的点点滴滴，汇集了300万字的基础资料，编撰出141万字的《王献唐年谱长编》。

王献唐其人

一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著述颇丰

据李勇慧介绍，王献唐出生于日照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他的父亲王廷霖“精岐黄”，酷爱金石,曾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许瀚，在金石、传统语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王献唐天资聪颖，又从小受父亲训诫，如屈万里在《王献唐先生事略》中所讲,“先生既精于金石、音韵、训诂之学,复资以证古史,故创获独多”。

王献唐生活阅历丰富，他曾经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翻译德文小说。并曾经担任《山东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的主编及特派记者。1922年，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他任青岛督办公署秘书，并开始着手撰写处女作哲学论著《公孙龙子悬解》，此书令他在学界声名大振，遂被青岛大学请去讲古代哲学。1923年8月，他和青岛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还有刘衡三、尹莘农等15人发起成立了“中德学社”。他们互相翻译中国和德国的文艺、科学、哲学文章，以促进中德文化学术交流为主旨。

中年以后，他写成《临淄封泥文字》论述封泥制度，见识独特,“发前人所未发”。他一生的心血，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炎黄氏族文化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著作中体现最为明显，但因为卷帙浩繁，又适逢乱世，没来得及最终定稿或刊登，遂成终生遗憾之事。

《国史金石志稿》是王献唐的巅峰之作，一直为学界所推崇。王献唐从1940年开始编撰这部书，于1945年完成“金文部”，此书几乎包含了20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所有金石器物，从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杂器，直到铜镜、古玺、梵像等。该书记录的器物的时代，从商直至魏晋南北朝，跨越时间之长，也是同类著作中的翘楚。

王献唐一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虽然他生前所著最后定稿者不多，但是叶圣陶、顾颉刚、夏鼐、唐兰、张政烺等都曾撰文称，王献唐是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之学者。青岛大学、山东省图书馆曾多次举办“王献唐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认定，王献唐是一代中国国学大师。

王献唐其事

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1929年8月，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并创建山东省图书馆协会。王献唐还创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整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并多方努力抢救了海源阁的藏书。

据李勇慧介绍，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学界对殷墟的发掘只能中断。当时，考古学家吴金鼎赴山东，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请王献唐同去勘查。之后，他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发掘。他们写成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把对文物的研究从地上转入地下，考察古文明，创造了山东考古模式，为山东乃至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还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王献唐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石刻等。

在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时，王献唐倾心于山东地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他注重实地调查，大力搜求，努力保存了许多学者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藏品。他自1929年至1937年抗战前八年间，为该馆所收善本达1700种3.5万册，其中山东文献居多，被学者评为“民国时期省立图书馆第一”。

“七七”事变前后，他兼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其间，他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黄炎培、刘半农、顾颉刚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写下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被称为“连性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时，为使大量珍贵文物、图书免遭劫难，他求亲靠友，甚至把自己的收藏品卖掉拼凑运费，将山东省立图书馆珍藏的善本书和文物，辗转万里，运至大后方保存，他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路上，他冲破敌人的空袭轰炸，长年流离于岩窟、佛寺，衣食不继而斗志弥坚，抗战8年与书相依为命。

此外，李勇慧告诉记者，王献唐在通过对清代山左学者遗著进行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对山左学术在清代的地位已有结论。王献唐认为，清代山左学术，可“与江浙并峙”。王献唐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使山东省立图书馆在民国时不仅是山东文献收藏中心，亦是山东地方文献重要研究中心、山东地方文献保障中心。也为济南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济南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重镇”。李勇慧

一生致力于王献唐研究

1981年，李勇慧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主要进行世界史的研究。毕业后，她来到山东省图书馆工作。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勇慧开始接触关于王献唐的资料。她告诉记者，以前只是粗略知道王献唐这个人，但是越研究就越佩服他，想要知道更多。但是，当时关于王献唐的资料非常少，研究的资料更少，只有王献唐家人写的一篇资料。她发挥图书馆员的优势，从各种资料中寻找王献唐的生平事迹。记者在李勇慧的办公室里看到，她把自己翻找到的王献唐生平的每一天写成一张小卡片，然后按时间顺序排序，一点点排列出来，这样的卡片大概有几百上千张。

后来，在李勇慧读博士的时候，她本来准备以另外一位山东著名文献家马国翰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但是当时她的老师杜泽逊正在整理王献唐的相关资料，李勇慧就在之前的工作基础上，把论文方向改为王献唐。而当时山东省图书馆的领导也希望李勇慧利用自身优势，继续研究王献唐。就在此时，时任山东大学档案馆馆长的师兄也劝说她继续研究王献唐。

李勇慧表示，自己研究王献唐是从人物传记入手，越研究越发现自己知识面的匮乏。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发现很多资料都是有误的，但是她没有灰心，她的博士论文《王献唐研究》从基础史料入手，秉承了王献唐搜集资料的“帝国主义精神”，要占尽所有材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资料小卡片。李勇慧说，因为资料的缺乏，很多东西都是从王献唐的书信、日记中寻找的，这些资料她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方一点点查阅。而且能够找到的资料大部分是手写的繁体字，很多很难辨识，还要重新标点，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自己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李勇慧对记者说，那时候天天在食堂或者家旁边的小吃街给孩子买饭吃，而且根本顾不上接送，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老师杜泽逊帮忙接送。那时候，她特别羡慕失眠的同事，感觉自己要是失眠就可以通宵做研究了。最后，李勇慧完成了60万字的博士论文，并整理成为《一代传人王献唐》出版，这也是王献唐研究丛书中的一部。

而且，李勇慧治学非常严谨，她告诉记者，在没有确定查实的资料时，她会对研究存疑。比如王献唐的出生年月，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是她在王献唐的一篇日记中发现，王献唐曾说，有一次买到一枚有猴子、龟和仙鹤的钱币，与自己的生肖相合。这让李勇慧认为，王献唐的属相是猴，而1896年为农历丙申年，所以他应该是出生于此年。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证据之前，她也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

博士毕业之后，李勇慧没有放弃王献唐的研究，而是继续研究王献唐，与丈夫一起编撰《王献唐年谱长编》，其中也发生过争吵，但是最终不负努力，在积累了300多万字的资料之后，他们的著作终于于2017年出版发行。据王献唐之孙王福来评价说，这个年谱出版之后，很快便销售一空，通过这个年谱，大家可以知道整个那个时代很多学人的风采，很多学者没想到王献唐先生牵扯了几乎“民国”所有的精英，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以前“民国”有“三堂”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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