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道 1881年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的游历见闻

□若水在她的《中国古道》（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部游记中，伊莎贝拉用独特的角度、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经历、细致的描述，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在时代交替的历史大视野之下，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提供了大量鲜活、具体、生动、丰满的近代社会生活史资料。特别是对于中国女性缠足这一陋习所表现出的那种同情和悲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在近代西方人所撰写的大量对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作品中，以女性视野观察分析中国现实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在130多年前，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女士，陪伴着她的丈夫，在烟台生活数年，又因为一次特殊的机缘，伴随着她的丈夫，乘坐胶东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軕子，经历了一次从烟台途经潍县、淄博、济南、泰山、曲阜、德州、沧州、天津，最后抵达北京的游历。这位女士就是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以西方人的独特视野，将自己的这次游历见闻，用朴实清新的文笔记录下来出版发行，取名为《中国古道》。近日，《中国古道———1881年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的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使得那些1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社会风情穿越时空隧道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烟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现在还远远没有得到各界充分的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烟台这座中国北方滨海小城，有许多对中国近代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长期居留，这不会是巧合。遗憾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烟台当地却不曾被人所知，比如说苏格兰人韦廉臣（1829-1890)。韦廉臣出生于苏格兰，1855年来华，3年之后因身体原因，回国修养。1863年，韦廉臣再次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定居烟台，从事教育、学术研究、翻译等工作，不但为烟台近代教育，也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1877年，韦廉臣被推选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干事。在此基础上，1887年，韦廉臣在上海创办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自任监办，是李提摩太的前任。同文书会后更名为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为中国介绍、翻译、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书籍，对清代末期变法改良思潮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1889年，韦廉臣又创办《万国公报》月刊（又称《时代评论》Review of the Times），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刊物。1890年，韦廉臣在烟台去世，享年61岁，葬于毓璜顶西侨公墓。大凡对中国近代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以上提到的这些机构和人物，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都必须要详述的内容。

相比于韦廉臣先生，伊莎贝拉·威廉姆斯女士虽然没有如此耀眼的光环，但她也绝非一名简单的家庭妇女，她在中国生活多年，能熟练使用中文，交际广泛、处世圆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协助韦廉臣先生之余，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她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体验，关注中国的下层百姓生活，特别是普通女性生活。女性的特殊身份，可以让她进得了大家闺秀的闺房，又可以自由与村姑农妇拉家常。在伊莎贝拉在中国生活的几十年间，她曾有过四次的游历，根据她自己的介绍：“第一次长途旅行发生在1873年的秋天，我们从烟台出发，一路途经潍县、济南府、泰安府，以及孔子的故乡曲阜、孟子的故乡邹城，然后经蒙阴县、青州府返回；第二次长途旅行发生在1875年，也是从烟台出发，途经潍县，到达济南府，然后返回；第三次长途旅行发生在1881年，也是从烟台出发，最后抵达北京，这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正是在本书中将要给读者汇报的主要内容；第四次的长途旅行发生在1882年，是在山东省的东部地区，也就是胶东半岛地区的一次旅行。”在她的《中国古道》这部游记中，伊莎贝拉用独特的角度、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经历、细致的描述，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在时代交替的历史大视野之下，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提供了大量鲜活、具体、生动、丰满的近代社会生活史资料。特别是对于中国女性缠足这一陋习所表现出的那种同情和悲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在近代西方人所撰写的大量对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作品中，以女性视野观察分析中国现实的著作并不是很多。

此外，在上个世纪之交，因为各种缘由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这片广袤陌生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神往，自然会有让他们将这些兴奋和新奇留于纸端的冲动。但对于绝大多数此类记录而言，是表面的、浅显的、概述化的，只有史实的陈述，缺乏心灵的思考，最大价值在于给现在的我们提供了大量之前未知的史实资料，丰富了我们对烟台开埠历史的知识性的认识，更像是一部说明文或记叙文，仰或是一部资料汇编。而伊莎贝拉的《中国古道》，则是用细腻的文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纪交替、时代巨变时期社会生活、风俗风情的工笔画，是一篇抒情文和一首散文诗。比如在作者从潍县前往青州的途中，路上偶遇一位骑着毛驴回娘家的新媳妇，也就是两人在路上相错而过这么几秒钟的眼神注视，作者不吝笔墨，足足对其描述了4页纸！如同采用了绘画中的超写实技法，将新媳妇的那种又矜持又活泼、又娇羞又开朗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甚至扑面而来。在作者到达潍县的时候，接受了当地一位贵妇人的邀请前往其家中做客，受到了热情接待。作者对这个家庭奢华的环境、陈设、布置、饮食等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详细描述，这种叙事风格，不禁让人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到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对大观园的壮观和贵族生活的奢华所描述的那段精彩文字。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她的观察和描述不一定准确，但足够细腻；不一定客观，但绝对真诚。

在100多年的历史沧桑和大浪淘沙中，很多民情风俗我们都已经有些陌生了，甚至是完全遗忘了，但在作者白描式的记录中，那些精彩穿越了时空，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同根同源，所以感受才能如此亲热。礼失而求诸于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这并非个案。比如作者对早已在胶东消失了的一种交通工具———軕子的描述，俨然就是一份軕子制作的说明书，根据它的指导，完全可以做到将这种交通工具再现在我们面前。在莱州的沙河镇，作者目睹了一场葬礼，她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了整个葬礼场面的过程，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观摩了一场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还有作者对中国民间婚俗的描述，虽然并不一定准确全面，但在她力所能及的认知范围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民俗风情的理解。特别是在她进入直隶之后，对流行于这一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莲花落的细致观察，难能可贵地记录了她听到的《王大娘探病》这首莲花落的唱词。《王大娘探病》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莲花落，100多年前流行，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流行。作者所记录的唱词，和今天所流行的唱词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记录的唱词更加朴实、更加民间、更加原生态，现在流行的唱词，具有明显历史雕饰的痕迹。这不就是一个民间文艺发展必由之路的鲜活样本吗？更为珍贵的是，作者在书中，将一段莲花落的旋律，用西方的五线谱记录了下来，这恐怕是最早用五线谱记录的中国民间曲调，也一定是研究中国近代民间音乐发展历程非常珍贵的资料。

当然，伊莎贝拉·韦廉臣夫人并不是一名汉学家，她对所遇到的中国社会问题虽有真诚的思考，但并不精准深入；虽有认真的分析，但并不客观真实。同时，这本书也仅仅是她在游历过程中对所见所闻的简单记录，而并非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题论著。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所受到的时代局限和思想局限，对某些问题的态度观点和指导思想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不管怎么说，100多年后的今天，拨开历史的尘封，重新审视中国发生巨变的那个时代，伊莎贝拉·威廉姆斯女士留给我们的记录，至少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为进一步挖掘、探讨、认识和分析，甚至重新审视、评价那段历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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