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

11月24日大众讲坛上,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傅永聚进行了题为《生生不息是中华传统革新思想的动力源》的讲座,他提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但长期以来,儒学一直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从而湮没了其内在生生不息的革新精神。造成儒学被污为“保守”的历史原因包括: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解；对“保守”与“守成”的混淆；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二元对立思维的严重影响等。

攻击儒学“保守”的人总是抓住《论语·述而》这样一段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来断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信而好古”,只会传承,不会创新。这对后世正确评价孔子儒家的革新精神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其实孔子这句话纯粹属于“伟大的谦虚”。就如同一些德高望重的硕儒方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敝人有何德何能”一样自谦罢了。孟子以降的文人,都公认孔子为圣人、至圣,而孔子本人却一直强调“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后世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却令人瞠目:“谓只阐述别人成绩,自己无所创新。”(《辞海》)“阐述别人的成就,而自己没有新的见解。”(《新华成语词典》)

事实上,一种文化的发展,既需要传承,又需要创新,二者缺一不可。对文化发展“保守”与“革新”的关系问题的正确回应,实乃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贡献。春秋末年,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方面继承礼；一方面创新仁,亦“传统”亦“现代”,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也得以开。

孔子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揭示了文化发展“保守”与“革新”的基本张力,即文化的发展应该有“保守”,也有“革新”。有“革新”无“保守”的文化是无底蕴的浮萍文化；而有“保守”无“革新”的文化则是无生气的原教旨文化。中国文化久而不老,它包容开放、与时偕行、与日俱进,不断注入新元素、新内容,故能成其大；它“出新”而不废“推陈”,一以贯之的精神始终承传,故能成其久。

如果说是儒家述而有作、返本开新的文化品格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延绵不辍,那是因为这种文化品格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之保守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双重张力,两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汇融而推动文化前行。文化保守就是文化之民族性继承；文化创新则是文化之时代性转换,文化之民族性继承必以“时代性”为指引；文化之时代性转换必以“民族性”为依托。恩格斯所谓“它(学说或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对中华文化创新的功劳诚如柳诒征先生所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2500年赖孔子总结、发扬；后2500年受孔子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思想、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奠基于春秋时代的孔子,儒家高瞻远瞩的未来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孔子的文化革新思想可以从《春秋》和《易传》这两部代表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曲阜息陬村迄今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孔子作春秋处。那是历史上孔子著作春秋的地方。“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就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汉代以后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要原因在于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更好地处理了文化“保守”(传承)与“革新”的关系(而像战国时期曾与儒家平分天下的墨家思想终于式微,主要原因在此),从而满足了古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需要。对文化发展“保守”与“革新”的关系问题的正确回应,实乃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贡献。这对后代人正确认识文化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迪:人们常说“守正出奇”,守正就是守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走入歧途邪路；出奇就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有所创新,不囿于泥古僵化。从社会发展道路来说,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适合时代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从文化发展方向来说,就是既牢牢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又始终着眼于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根据傅永聚大众讲坛发言实录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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