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乃宣在青岛：于新旧十字路口徘徊

劳乃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旧杂陈背景下，持守“道则从古从旧，器则从今从新”的代表人物。身为晚清循吏，劳乃宣顽固地维护封建纪纲法度，热心复辟帝制活动；作为知名学者，劳乃宣醇儒抱负，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学，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赞劳乃宣“于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民国成立后，劳乃宣以遗老自居，应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之邀寓居青岛，主持“尊孔书社”，创办藏书楼，参与礼贤书院管理，始终徘徊在民国初年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中，挣扎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历史漩涡里。

意外邂逅青岛

劳乃宣，字季瑄，号玉初，1843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直隶广平（今河北永年）。他自称“幼沐家教”，沿着封建士大夫光宗耀祖的途径，“涉猎群籍”，“日夕玩诵，始知学问之道”。同治四年（1865），劳乃宣中恩科举人，十年（1871）以三甲第191名赐同进士出身。凭此成绩铨选待任时，劳乃宣未能留京，历任直隶地区南皮、完县、午桥、临榆、清苑、蠡县等知县20余年，曾三膺“卓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劳乃宣奉召进京，选授吏部稽勋司主事。面对这个好不容易熬出来的六品官衔，目睹大清帝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劳乃宣“请于主事任内给假”，先后应盛宣怀、李兴锐、周馥、端方之邀做幕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劳乃宣二次晋京，此次他幸运地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召见，被授予四品京堂候补，旋任内阁会议政务处帮办提调、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江宁提学使，秩正三品。清廷“责任内阁”被袁世凯重组后，1911年11月，时年69岁的劳乃宣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由于学务大臣唐景崇以病辞，劳乃宣兼署学部副大臣，并代理大臣。厕身中国教育最高领导层的劳乃宣却没有赢得历史的机缘，在风雨飘摇、鼎革图新之际，劳乃宣“自揣精力万难支持”，尤其“闻有逊位之说，力不能挽，乞罢而去”，遂于1912年1月决绝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携眷蛰居于河北涞水之北的郭下村。

1913年秋，寓居青岛的周馥凭当年两江总督幕主时期与劳乃宣的私谊，向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推荐了劳乃宣。据卫礼贤称，“在此期间，一直和我保持友好关系的前巡抚周馥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作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了解些表面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一大堆垃圾。如果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他会引导你探讨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于是，劳乃宣从僻静的涞水故居移家青岛，开始了执杖暮年的青岛生活。

与那些被迫跑到青岛的逊清遗老不同，劳乃宣是被邀请到青岛的，此时的青岛已有15年的德租历史，有着他先前所经都市完全不同的风貌。劳乃宣在青岛接触的卫礼贤，是德国强租青岛后同善会派来的传教士，这位新教牧师非但不是宗教狂热分子，反而痴迷于华夏思想与文化。也许前世有缘，看到劳乃宣的第一眼，卫礼贤就觉得“他和在梦中探访我的老者像极了”。劳乃宣与卫礼贤交往的细节，很多写在与罗振玉的信函中。如：“尉君以弟子自居，执礼甚恭，其人恂恂有儒者气象，殊难得也。 ”劳乃宣在青岛的居室为“尉君代租，有屋十间，月租价洋六十元，无庸自出。又月赠束脩五十元”。由于青岛生活费用昂贵，劳乃宣一家每月需八九十元，不敷三四十元则由里中庄产接济，劳乃宣感觉“足以自给”。劳乃宣对青岛的寓所十分满意，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称：“所居之屋，屋中可以看山，廊下可以观海，甚足适怀。”劳乃宣的《题青岛新居》云：“海色苍范外，还疑别一村。窗虚山作画，林密树为门。宴坐时忘我，携行或弄孙。不知寰宇内，万里战云昏。 ”

主持“尊孔文社”

劳乃宣主持的“尊孔文社”坐落于青岛礼贤书院的东花园。据卫礼贤夫人卫美懿回忆，“尊孔文社”初拟“中西文社”，是辜鸿铭提醒卫礼贤“应当挽救已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国文化财富”而定名。除了卫礼贤，“尊孔文社”的中方人员有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徐世昌、徐世光、张人骏、赵尔巽、吕海寰、吴郁生、于式枚、李经迈、刘廷琛、王垿、李家驹、萧应椿、张志清、李寿仁、劳乃宣、张士珩和商衍瀛。 “尊孔文社”的同仁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位于山海之间、风景如画、寂静的青岛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应当说，青岛的“尊孔文社”是民初中国众多尊孔团体中的一个，与北京的“孔社”、上海的“希社”等文人复古社团有许多相似之处。清廷翰林院检讨章梫（一山）就是应劳乃宣之邀，从“希社”来青岛受聘于“尊孔文社”，上海同仁缪荃孙、喻长林、潘飞声、唐晏等纷纷题诗赠别，章梫写了回赠诗《予将移居青岛留别淞社诸同志兼谢赠行之作》。

“尊孔文社”每周举办“中德文会”，内容涉及中国儒家学说与西方自然及人文科学，由中德两国学者轮流主讲，德方主要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中方则为逊清学者。 “尊孔文社”因处礼贤书院，得近水楼台之便，礼贤书院高年级学生也被招来参加。时人评述尊孔文社“讲论经义，一时寓公子弟，多从就业”。劳乃宣自称：“日于山光海色之间与尉君商量旧学播越，得此殊为幸事。”1914年在周馥的主持下，劳乃宣与周馥、陆润痒、吕海寰、刘矞祺、王季寅、赵尔巽、童祥熊、李思敬、张人骏10个年过七旬的耄耋之人组成“十老会”，饮酒品茶、论经吟咏、怡情逸性，共同营造遗民的归属感。

由于“尊孔文社”所具有的泛精英文化组织的特点，一些来青的日本和欧洲学者频频光顾。1917年10月，以清史研究知名的日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由罗振玉介绍来青岛会晤劳乃宣等人，不巧劳乃宣因去曲阜而不遇。 1918年5月，日本著名汉学家林泰辅持罗振玉信来访，面赠劳乃宣所著之书《龟甲兽骨文字》。对内藤湖南和林泰辅来青，劳乃宣有诗云：“东瀛有客抱琼琚，枉趾还携一纸书。更喜三山贤博士，惠贻新著富经畲。 ”1920年初，奥地利画师郎亚文来华游至青岛时，卫礼贤将其引来为劳乃宣画像。劳乃宣为此赋诗云：“欧宾画手笔如仙，写得衰容海外传。自笑放翁团扇影，化身今竟到西天。”德国学者凯瑟琳伯爵是身临“尊孔文社”其境的人，他在所著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用近万言来记述他的感受，称“尊孔文社”传达的是“活的孔学”，“是在人间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于他们有关的混乱中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这些绅士们，具有非常高尚的人格，他们的卓越表现使我们极为感动”。

忧患于清王朝的颠覆，害怕中华典籍再覆秦焚书之辙，劳乃宣与卫礼贤商议在“尊孔文社”内建起一座二层建筑、顶部覆盖红瓦的藏书楼。藏书楼以藏书而得名，以最早来青并死于此地的同善会传教士花之安所遗藏书为基础，加上卫礼贤新购买和“尊孔文社”成员馈赠的图书，总计超过1.2万册。其中中文6000余册，收经、史、子、集、诸子之书，另有德文书籍3000余册，英、法文书籍3000余册。 “藏书楼”匾额为当时在青岛当寓公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所题。 1914年5月11日，劳乃宣命笔作《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一文记述藏书建楼“颠末”，由卫礼贤装进一个铁匣子埋藏于地基中。

除了主持“尊孔书社”外，劳乃宣还协助卫礼贤管理礼贤书院。 1919年，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捐助常年教育经费，学校因此更名“甲种商业学校”，劳乃宣出任学校监督。由于劳乃宣与卫礼贤的私谊，1919年11月，劳乃宣次子劳健章“就礼贤书院教员”。

帮卫礼贤翻译《易经》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卫礼贤在青岛相继将《三字经》《诗经》《大学》《论语》《老子》《列子》《庄子》等典籍译成德文，1913年开始德译《易经》。

卫美懿在回忆录中写有这样的话：“杰出的中国学者劳乃宣，‘革命\’后返回了农村，通过周馥结识了理查德。他协助理查德进行中国学术的研究工作——主要对1913年3月31日开始的《易经》翻译工作。 ”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是，卫礼贤翻译《易经》是在认识劳乃宣之前。当时，如何还《易经》玄幻璀璨之风格，将其翻译成德语读者所接受的译本，是摆在卫礼贤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劳乃宣的出现，卫礼贤感到“日常的交谈使我逐渐进入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

这首先得益于劳乃宣对儒家经典有着得天独厚的领悟条件，他的原配夫人出自孔氏名门。卫礼贤在劳乃宣的房间看到一束采自孔子墓的“神圣的蓍草杆”，劳乃宣几次提及这种草本植物具有某种象征和暗示意义。卫礼贤赞叹，劳乃宣“神谕般的”汉学修养。整个翻译过程是极为严格的。先由劳乃宣用汉语解释文本含义，卫礼贤则做白话笔记再译成德语，接着在不参照中文原文的情况下将德文重新回译出来，交给劳乃宣核对。在卫礼贤的日记中有不少青灯孤影翻译《易经》的情形。然而，1914年8月爆发的日德战争中断了德译《易经》工作。卫礼贤记录了那段曲折经历：“工作还没做完，战争就爆发了。我尊敬的师长劳先生和其他学者一起退回内地。翻译没做完就放在那儿了。我想它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工了吧。这时，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说他想返回青岛，完成《易经》的翻译，问我是否能够提供膳宿。当他真正到来时，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高兴。 ”事实上，劳乃宣是1917年夏自曲阜返回青岛的。据卫美懿回忆，劳乃宣“从流亡地曲阜返回了青岛，之后，他每天抽出一小时时间和理查德继续研讨《易经》，并每晚记录当天的成果”。

《易经》翻译一波三折，在卫礼贤1920年回德国之前，《易经》的译注“工作终于完成了”。可能，时年78岁的劳乃宣预感到时日不多，卫礼贤说动身去德国的时候，劳乃宣“把遗嘱放到我手中”。卫礼贤后来的朋友、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卫礼贤与劳乃宣合作中的友谊写过这样的话：“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乃宣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

1924年，卫礼贤耗费10年心血、长达566页的德文译注《易经》由德国奥伊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 1951年，以卫氏德译《易经》为蓝本的英译本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之后又被译成了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为逊帝溥仪“说媒”

劳乃宣在政治上矢志不渝地捍卫封建帝制，其民国后主张复辟的言行暴露了孤忠遗臣的情怀，反映出近代士阶层矛盾困惑的心路历程。

1914年1月，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解散国会，劳乃宣以为复辟的时机业已成熟，便迫不及待地炮制了《续共和正解》和《君主民主平议》，与前议《共和正解》一并刊发，遍赠“知己”，还请赵尔巽、周馥、徐世昌转交袁世凯。袁世凯阅过徐世昌带来的劳乃宣的文章后，便让人带信给劳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以示优容前清耆旧之意。劳乃宣本意是要宣统复位，“幼主还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袁世凯可暂任摄政王，待宣统成人后“还政于大清”，袁世凯可加封世袭罔替之王爵。劳乃宣如此策划旨在希望泱泱皇权的再度降临。

国史馆协修宋育仁步劳乃宣之后尘，也鼓噪复辟帝制，并欲串联国史馆同僚集体上书。劳乃宣、宋育仁等人的喧嚣引来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11月，肃政使夏寿康呈文要求“严行查禁复辟论说”，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借机将呈文批交查办，结果宋育仁被递解回籍。宋育仁悔恨不已大骂劳乃宣：“玉初误我！”兴冲冲准备进京莅职的劳乃宣到了济南闻宋育仁的消息，立刻折身返回了青岛。 6月22日，劳乃宣复书辞谢不赴。他的辞职信还没有到京，袁世凯又派专人持函和600块大洋来青岛请他“出山”，劳乃宣以“老眼昏花”为名婉拒了袁世凯。甲寅复辟丑剧流产后，劳乃宣对依靠袁世凯恢复清室失却了希望。 8月日德战争爆发，劳乃宣暂离青岛避居曲阜，但他对复辟帝制依旧抱持高度期许，自言“未尝一日懈其志”。

1917年1月溥仪寿辰之际，劳乃宣与卫礼贤合谋，欲让溥仪娶德国皇室公主为“后”，以换取德国对复辟派的支持。劳乃宣由青岛化装入京奏呈“联德复清”条陈，其最得意之句谓：“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姻，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重掌中国，实为易事。 ”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一封信。发信人的名字已记不得，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要溥仪和德国皇室联姻的消息传至宫中，瑾妃斥劳乃宣为“老怪物”，不许其乱说话。溥仪对劳乃宣辛亥后“躲到青岛”的行为直接表示轻蔑，劳乃宣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回到青岛。

7月，张勋发动“辫子军”复辟，一时间众遗老袍笏登场，劳乃宣被授为法部尚书。劳乃宣内心深处希冀张勋能借尸还魂，因不明“局中真相”，未敢到京就职，但他还是置备了迁秩品服，以备“存为身后殡殓之用”。丁巳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下令逮捕劳乃宣，劳乃宣从曲阜潜回青岛，再次同卫礼贤主持礼贤书院。10月2日，劳乃宣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痛心地称：“国中大局奇变迭主，今夏复辟之举，一梦华胥，尤堪痛惜。 ”

1918年，前清陕甘总督升允置家属在青岛饔飧不继于不顾，西征图谋复辟，劳乃宣将其视为“一线曙光可以希望”，遂与青岛寓公商洽为其谋生活。沈曾植、郑孝胥应允各“年赠五百元”，刘承干经罗振玉与王国维之请“亦年赠五百元”。罗振玉且言不足之数由自己凑齐，并为升允嗣子际彪谋职。劳乃宣甚为感动，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称：“素相之心乎国而忘家，足下之因爱国而爱友，皆今日之景星庆云。 ”

劳乃宣始终未等到“出山”有所作为的时机。当年“礼法之争”时，曾有报章刊讽刺画挖苦劳乃宣。画的是一老翁伛偻担两巨石，一书礼一书教，题曰“劳而无功”。 1914年，劳乃宣的《续共和正解》更饱受舆论攻击，报章再刊漫画：一老者发辫后扬，手捧一牌，大书万万岁，向宫门而趋，宫门半掩，内出两手作摇状，门端露爱新二字，觉字后有西装一人，戟手而指，题目亦是“劳而无功”。劳乃宣用一己之身固执地为清室续命，最终却以劳而无功告终。

崂山寻根

劳乃宣崂山寻祖是其青岛时期的重要活动，其中既有寻根念祖寄托政治抱负的追怀，也是新旧激变时代遗臣终世心境的缩影。

劳乃宣的籍贯是个颇费争议的问题。劳乃宣考证其劳氏先祖，在《通志·氏族略》云：“劳氏其先，居东海劳山，是劳山者吾家最古之祖居也。 ”劳乃宣重外孙女、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孔令仁撰文称：劳乃宣 “先世籍隶山东崂山，其祖父在浙江桐乡入籍，成为浙江人”。然而，有研究者采劳氏族谱资料撰《阳信名人劳乃宣》一文，列举三个证据，认定劳乃宣祖籍山东阳信县城西门里（今西北村）。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曰其为祖籍阳信可，曰其为阳信人似有些牵强”，因此称劳乃宣的籍贯问题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让今人费解的问题。

1913年劳乃宣自涞水移居青岛，发现“劳山之麓为吾家得姓之地”，于是便感慨“此行为归故乡矣”。1916年2月16日，劳乃宣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曾谈及此事，谓：“劳山者，寒家最古之祖居也，此来为归故乡矣。”并嘱友人绘制《劳山归去来图》。劳乃宣在《自号劳山居士乞金谨斋为镌印章》还有这样的诗句：“缅维得姓始，我本山中人。新居托羁旅，旧泽遗先民。因以山自号，祖德怀清芬。 ”可见劳乃宣认定崂山为自己的故乡。

其实，半生颠沛、履历南北、晚年客居青岛的劳乃宣，并非真的在意祖籍归宿问题。在中国，士人与改朝换代向来有说不清的复杂关系，遗民、逸士的忠义思想及其逶迤而来的遗民精神，是用死和血书写的。劳乃宣发现，曾经忧心的亡国之危在令人气短的困局中演变为更严峻的危局，眼看着终生维护的大清天下瓦解倾倒，所有复辟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政治抱负再也无法实现，他可能意识到，“诚笃”和“不屈节”只会落得历史的讥讽。

劳乃宣寓居青岛约有8年时间，先后结集3本诗集，他把不尽的遗臣伤感寄托在血脉渊源的自然山水之中。1913年冬，劳乃宣在青岛结集的《釜麓草》收的是1911年至1913年冬写的61首诗，其中写在青岛的诗不多。而1913年冬至1914年秋收诗33首结集的《劳山草》，和1914年夏至1921年春由114首诗结集的《劳山后草》则基本都是青岛的作品。他的 《海滨步歌》《海滨德人旧炮台》《意国飞机莅岛》《游会泉谒恭邸》等篇什，具有弥补青岛历史文献的价值。

晚年劳乃宣，回顾自己的一生留有这样的诗篇：“陈漠载笔侍严廊，讲幄风清惹御香。更向广场争礼律，任把举国目为狂。 ”“痴怀思返鲁阳戈，一纸空文惹大波。徒使蟪蛄声满耳，斧柯莫假奈山何”。他最终没能看到中国的出路在何处，所以才会发出“奈山何”的无奈感慨。劳乃宣最后写道：“毕生心迹泯将迎，历遍崎岖视若平。自问非夷亦非惠，孤怀留待后人评。”孤怀遗恨、苍茫荒凉的心迹清晰可见。只是，劳乃宣对客观公允的“后人评”十分渴望，成为一条牵动世人的神经。 1921年7月21日（夏历六月十七日），劳乃宣于青岛病逝，享年79岁。

□翟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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