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的优秀书法家梁鹄

《受命帖》梁鹄

刘云鹏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扩大势力与太学对垒，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置“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开始主要是诏引擅长文赋的太学生，后来又把擅长尺牍和工鸟虫篆书的诸生也诏引进去，并对这些在文艺上有特长的人授予官爵。“鸿都门学”诸生的待遇一时超过了太学的地位，许多人被授予高官或委以重任，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鸿都门学）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诏，成出位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以至于有“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的情况，在汉代以荐举、考核和征辟入仕的途径外提供了另外一条进入仕途的道路。汉灵帝这种举动招来了一些大臣的不满，如蔡邕、杨赐、阳球等重臣纷纷上书极力反对，要求撤除“鸿都门学”，但这并没有改变灵帝的态度。“鸿都门学”将书法与文字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教育方式，也使书法有了独立的品格，“这与同期产生的非实用而更能充分表现线条的今草书，都标志着书法已从‘经艺志末，王政之始\’的文字观念约束中完全解放出来”。（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鸿都门学”的设立不但提高了文学艺术人才的地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书法大家，梁鹄便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

梁鹄，生卒年不详，字孟皇。安定乌氏（今平凉西北）人。梁鹄少年时就爱好书法，尤其擅长隶书，被举荐为孝廉。梁鹄在书法上取法师宜官和王次仲，这两位在中国隶书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次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一说秦书法家），少年时就有异于他人的志向，在20岁时，变仓颉所创旧体大篆为隶书。其书法取法高远，也被选进了“鸿都门学”，因此得到了师宜官的面授。师宜官在当时书坛具有很高的地位，“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孙过庭《书谱》）在“鸿都门学”中，师宜官隶书占鳌头，“灵帝时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张怀瓘《书断》）正是梁鹄的天赋和勤奋，加上“鸿都门学”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名师的指导，他在隶书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并闻名朝野。梁鹄因擅长书法被任为选部尚书，后升任幽州刺史。而这时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梁鹄便投奔荆州牧刘表。在梁鹄任选部尚书时，曹操想任洛阳令，梁鹄却让他出任北部尉，因此梁鹄与曹操结怨。建安十三年，曹操击败刘表破荆州后，曹操放弃前嫌，慕名访求梁鹄，并任梁鹄军司马之职。当时曹操阵营中，聚集了如师宜官、梁鹄、钟繇、邯郸淳、韦诞等书法大家。钟繇诸体皆精，“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宣和书谱》），在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张芝齐名。邯郸淳博学多才，精通训诂，诸体皆能，尤善篆籀。韦诞师法张芝，诸书并善，尤其精通题署匾额。但是在这几位书法大家中，曹操最喜欢梁鹄的书法，常将梁鹄的书法悬挂在营帐或挂在墙壁欣赏，认为梁鹄的书法水平要高于师宜官。后世对梁鹄的书法评价也非常高。梁庾肩吾的《书品》中，将梁鹄、皇象、钟繇、索靖等九人的八分书列为上品之下。唐李嗣真《书后品》列梁鹄书为上之中品，唐张怀瓘《书断》将其列为妙品。梁鹄亦擅长题署大字，曹操宫殿中的题署多出自梁鹄之手。

梁鹄书迹流传下来的极少。南宋人郑樵《通志金石略》著录了两碑，即《魏武帝受禅坛记》和《魏封议郎孔羡好宗圣侯碑》，前者在宋时已佚失不存。

《魏封议郎孔羡好宗圣侯碑》，简称《孔羡碑》，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原石现藏于山东曲阜。隶书，22行，满行40字，额篆书题：“鲁孔子庙碑”，在碑的左方有宋人张稚圭题记：“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宋洪适《隶释》一书评价说：“魏隶可珍为四碑，鹄修《孔子庙碑》为冠。”此碑点画饱满圆浑，法度严谨，无一笔有松懈之感；结体宽舒，方正得当，具有庄重华贵之气。但与汉碑相比，已无汉碑的古朴厚重。清杨守敬评曰：“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之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唯北齐少似之者。”此评价甚为中肯。

宋《汝帖》中有梁鹄隶书《受命帖》一帖，此帖的结体与《孔羡碑》极为相似，结体宽舒方正，用笔瘦劲刚健，与《孔羡碑》饱满圆浑笔法有所区别，这是由于《孔羡碑》受自然风化的影响所致。

梁鹄的隶书在曹魏时期具有很高的地位，为当时隶书的正宗，并且这种隶书成为唐至明代隶书创作的范式，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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