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季武子台

■郭云鹏彭庆涛季武子，即为季孙宿，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35年，因谥号“武”遂称“季武子”。他是鲁国“三桓”之一季友的曾孙，季孙氏发展到季武子执家时已然掌控了鲁国大政。季武子于公元前568年至公元前535年执政，作为鲁国正卿，位列三卿之首，曾辅佐过鲁襄公、鲁昭公两位国君。

季武子台就是在鲁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即季武子刚一上台时就开始建造。然季武子台当年始建位置未见诸记载，现在只能赖于后来的一些史料进行考证。“筑台”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许慎《说文解字》道：“台，观四方而高者。”“台”在发生战争时既可以用于军情瞭望，还可以作为御敌壁堡，而恰恰季武子台发挥了它这一重大作用。

据《春秋左传》载，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

鲁国到定公时已经是礼崩乐坏，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一则话高度概括了当时天下的情况，尤其直击了鲁国大权为各卿大夫的家臣所攫取的现实。

孔子对此痛心疾首，于是想乘借三家大夫之力消除“陪臣”势力，就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夏，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虽然对此事太史公所载时间与《春秋左传》比晚了一年，但从两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季武子台在公山不狃等费人袭鲁时为鲁定公和季桓子提供了最后一道屏障。

关于这件事的前后发展，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记载来演绎出来。孔子在“夹谷之会”后名声大振，并为季桓子夺回了汶阳之田，正如《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二年所载“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也正因此，子路才做了季氏宰。

孔子身为鲁国司寇，欲使“鲁一变至于道”。恰巧侯犯据郈邑叛乱，叔孙武叔说：“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于是，孔子就抓住了这一时机，趁机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当时各家大夫虽有封邑，但他们只派家臣赴任邑宰，自己居于国都，也因此多有家臣叛乱。“堕三都”在平常提出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叔孙氏正值内乱，季孙氏也先后经历了家臣南蒯之叛、阳虎之乱，对此自然是大力支持。

清朝梁玉绳在其著作《史记志疑》说“堕三都”之议乃季孙氏、叔孙氏自谋，而非孔子之议。无论怎样，叔孙氏和季桓子是支持“堕费”当是无疑。

首堕郈邑，再堕费邑。费为季孙氏的封邑，阳虎叛逃晋国后，与其同谋乱的公山不狃仍为费宰。但郈邑既堕就惊了费邑的公山不狃，他知道灾祸即将来临，于是和叔孙辄密谋决定以攻为守，先发制人而直击国都。

鲁定公与季桓子、叔孙武叔、孟懿子等人没料到公山不狃竟会偷袭，毫无防备。措手不及地逃到了季桓子家中，登季武子台，据台自保。费人紧追不舍，攻入了季氏家中，并且往季武子台上发箭。孔子闻讯立即调申句须、乐颀之兵前来解围。一番激战，费人败退姑蔑（曲阜东约九十里），在此地费人被彻底击溃，公山不狃与叔孙辄逃往齐国。

关于季武子台的位置，在后代的一些史书和地理志中有所提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载记：“县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库，《春秋》竖牛之所攻也。……周成王封姬旦于曲阜，曰鲁。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薛郡，汉高后元年为鲁国。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以石垒之，石似磬制。《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帅费入攻鲁，公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也，台之西北二里，有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

据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季武子台的大概位置是在周公台东南二里，孔庙北四里许。当然这还只是一个相对位置，只能确定其大致区域还是在鲁故城内。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记：“季武子台高三丈五尺，在县东二百五十步。”此处提到的“县东”不知是指汉至宋初城东，还是指鲁故城城东。这里所谓的“三丈五尺”自当是残败后的高度。

另有宋《鲁国之图》标识，季武子台位于鲁城东“始明门”外。这和《太平寰宇记》所载大概是一致的，可以相互佐证。

明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了曲阜诸台的相对位置。“书云台在城内东南故泮宫中，亦曰泮宫台。《诗》所谓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者。《左传》：僖五年，日南至，公登台，以望云物。后人因谓之书云台。又季武子台，在今城东北二里。旧《志》云：在鲁东门内。定十二年，公山不狃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是也。其东南曰襄仲台。又有周公台。《水经注》云：在季武子台西北二里。庄公台，《志》云：在县东北八里。《左传》：庄二十三年，筑台临党氏，见孟任。是也。稍西南又有昭公台。《述异记》：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

这样我们可以估略出曲阜诸台在城中的散布，也可大致把季武子台的位置确定在明故城东北二里，这大约就在鲁国故城之内了。

另有明朝《曲阜县志》载：“鲁国埠上有季氏宅，宅有季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由此可见，到明朝时，季武子台仍然为人们所关注。我们认为，这一记载是直接援引《水经注》，而并非是说到明朝时季武子台仍保有数丈之高。

建国后曲阜市进行文物普查，1956年误把周公台作为季武子台记录。这是因为两台本就相隔不远，而之前对两台的记载也都语焉不详，甚至是相对位置有所错乱。这样关于季武子台的位置，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的认识是有误的。

时隔八年，于1964年春有村民在周公庙东崖头，挖掘出石碑一方，碑首残缺。残高0.46米，宽0.35厘米，厚0.11厘米，中刻“武子故台”。右小楷：“（孔凡银《曲阜的历史名人》所记“永乐二年”）季春三月十八日庚申，因巡古迹，偶得藏武子……北旧墙基下，寻得武子台……”此碑今存于孔庙永乐碑亭内。虽然我们不能把出碑处定为季武子台原址，但还是可以说季武子台与周公庙相距当为不远。这样关于季武子台原址的问题也就告一段落。

曲阜是鲁国故城之所在，遗留下了诸多的古迹圣处，这些都是全民的文化财富。但随着时事的迁移，有很多的古迹都没能得到足够的保护，被现代的建筑给掩埋于地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往昔的辉煌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而是应该走进历史去了解文化渊源。对文物的保护、对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热情和努力，我们应该拿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共同努力去铸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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