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遗址与泰山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和图形文字■考古探秘

□温兆金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山主峰正南方约二十六公里处大汶河的南北两岸,大汶河发源于莱芜市,东西横跨莱芜市和泰安市全境。据学者研究,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河有一支流与宁阳县、汶上县境内的洸河相通,最后南流注入泗河。泗河发源于蒙山腹地新泰南部太平顶西麓,西南流入泗水县境后改向西行,至曲阜市和兖州市边境复折西南,于济宁市东南鲁桥镇注入京杭大运河。1966年,在位于大汶河上游柴汶河流域的新泰市刘杜镇乌珠台村南石灰岩洞中,当地农民发现1枚少女牙齿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1990年夏秋之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胡秉华教授一行在汶上、宁阳、兖州三县交界处和嘉祥县进行考察时,发现细石器点40处,后来又在汶上县境内新发现细石器点7处,形成了大范围的细石器遗址群。从考古资料来看,汶泗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和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前后衔接、一脉相承,这充分表明汶泗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大汶口遗址发现柴、望祭祀遗迹

据《考古》2015年第10期《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2012—2013年发掘简报》记载:本次发掘发现了一片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居住区,紧邻这批房址的东部发现了较大的活动面,应该是广场一类的公共活动场所。发现并清理大汶口文化时期灰坑两处,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其中H19“坑内埋有保存完好的整猪骨两具,头东脚西,背向南,上下叠压,判断为成年猪”；H20“发现1具完整猪骨架,头东背南,个体较小,应为幼猪”。灰坑内发现的完整猪骨架均朝向北,并有明显被火烧死的痕迹,这显然与某种祭祀仪式有关。

汶泗流域祭地遗迹最早见于汶上县贾柏北辛文化遗址,据1993年第六期《考古》东贾柏发掘报告记载:房址“F12第二层遗迹。坑口为规整圆形,直径2米,深约1.5米。坑口堆积一层红烧土块,其下埋有三只猪骨架,再下至底均为纯净的黄土。可能属祭祀类的建筑遗存。”《山东重大考古发掘纪实》记载:邹县“野店遗址内还出土大汶口文化猪坑两座,坑内各埋一头整猪”,这与汶上县东贾柏遗址猪坑的性质是相同的。又据1986年第八期《文物》兖州西吴寺发掘报告记载:发现周代灰坑700多个,“在少数灰坑底部发现完整的牛、猪、马等完整骨架”。

《周礼》记载:“以禋祀(古代祭天的一种礼仪,先燔柴升烟再加牲体于柴上焚烧,意为让天帝嗅味以享祭。)祀昊天上帝,以实柴(把牺牲放在柴上烧烤,以为享祀。)祀日、月、星、辰”,《尔雅》记载“祭地曰瘗薶”,《竹书纪年·周武王》记载“燔鱼以告天”。由此可见,以上大汶河北岸火烧整猪遗迹应为祭天或太阳神的祭祀遗迹,三处掩埋完整的猪、牛、羊遗迹应为祭祀大地遗迹。

据《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记载:汶河北岸标准地层共分7层,在最下面的第7层“有一20平米左右厚达0.8米,并向四周斜延,形状近似一不规则土台,台面凹凸不平,土质较附近的更为紧密,土内掺有粗粒沙子与周围土质显然不同,这或许是一有意修筑的台形遗迹,其用途尚未清楚”。由于在第六层才开始有房址出现,这说明在有人类居住以前土台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土台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无关,并且房址均是围绕土台分布的,可见土台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在大汶河北岸遗迹中出土了“八角星状图案”的彩陶豆和彩陶盆,属大汶口文化早期三期遗存,距今5800—5700年。据泰山学者刘慧先生考证,此豆不属于生活用品,应属于祭祀的礼器,八角星正中的方块代表高出地面的台子,即祭坛。由此可见,汶河北岸土台遗迹也应是祭坛。该祭坛北望为泰山、南邻汶河,《尔雅·释天》载“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周礼》载“以血祭祭……五岳”,可见此祭坛只能是祭祀泰山的。泰山在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正北方,汶泗流域原始先民在大汶河的滋润下、在泰山的庇护下,繁衍生息,对泰山的崇拜和祭祀完全在情理之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四》记载东晋“《从征记》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庙,(今泰山岱庙)墙阙严整……门阁三重,楼榭四所,三层坛一所,高丈余,广八尺”。可见,至少在东晋时祭祀泰山仍使用祭坛。

《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记载:即帝位“五年,初巡狩四岳”。“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岱宗”即东岳泰山,《史记·封禅书》也载“岱宗,泰山也”。从上文不难看出“岱宗”应是指方位,是舜帝巡狩的目的地,举行柴、望之礼不可能在泰山上,因为是望祭泰山,说明与泰山应有一定距离,否则不能称望。《尔雅·释天》载“祭天曰燔柴”,“岁二月”泰山属于冬季,若在泰山上燔柴祭天是极容易引起山林大火的。由此可见,舜帝举行“柴、望”之礼和“肆觐东后”不是在泰山上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在何处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柴、望”之礼始于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可以肯定的。

据孟世凯先生《甲骨学小词典》释“宗”曰:“祖庙。宗象室中有示形,示即神祗,即神主。”“岱宗”岱即泰山,“岱宗”应指专用于祭祀泰山神灵的地方,可见“岱宗”或许是指大汶河北岸的祭坛。

大汶河北岸文化遗址共分三个文化层:第一期文化为北辛文化层,第二期文化为早期大汶口文化层,第三期文化为龙山文化层。据碳14测定:“北辛文化绝对年代距今6470至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至5700年”。由此可见,至少在距今6470年之前,生活在汶泗流域的北辛先民就在汶河北岸举行望祭泰山的仪式；5700年之前大汶口文化早期先民就有祭天或祭祀太阳神的习俗。

“柴、望”之礼始于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大汶口·第一章》记载:汶河南岸“是一处集中地氏族公共墓地”,“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一三三座”。《大汶口·第八章》记载:采集遗物“有的和墓葬出土物相同,有的更为原始,还有少量龙山文化遗物。商代遗物仅发现了几件陶器。”

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大汶口续集·大汶口文化遗存·小结》记载:汶河北岸“大汶口文化遗存是大汶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早期阶段”,与大汶河南岸《大汶口》报告中的早期墓“存在继承关系”,汶河南岸早期墓“应属大汶口文化发展中的中期阶段”,中、晚期墓葬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在大汶河两岸大汶口遗址中包含“大汶口文化发展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全过程。”《大汶口续集·龙山文化遗存·小结》记载:“龙山文化灰坑共9座”,“龙山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44件”,“大汶口遗址龙山文化为中期偏早阶段的遗存。”

《考古》2015年第10期《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2012—2013年发掘简报》记载:汶河北岸大汶口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发现灰坑18个,“坑内遗物很少,以陶片为主另有少量残石器。”

可见,大汶河南北两岸大汶口遗址从北辛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均有人类活动,《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大汶口遗址是泰山之阳最重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据《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记载:帝即位“一百年,帝陟于陶”,“三年,舜即天子之位”。《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记载:帝即位“五十年,帝陟”。《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记载:“三年丧毕,都于阳城。元年壬子,帝即位”。又据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我国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据此不难推出尧帝即帝位当在公元前2226年,舜帝即帝位当在公元前2123年,恰在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之内。

《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记载:即帝位“五年(公元前2222年),初巡狩四岳”。“七十四年(公元前2153年),虞舜初巡狩四岳”。《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岱宗”即东岳泰山,《史记·封禅书》也载“岱宗,泰山也”。

舜帝之后巡狩制度的历史变化

《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记载:“九十七年,司空(大禹)巡十有二州”。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十五年,帝命夏后(大禹)有事于(祭祀)太室(为嵩山之东峰)”。“三十二年,帝命夏后(大禹)总师,遂陟(登)方岳”。“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复九州”。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由此可见,舜帝之后,巡狩的地点、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其中“陟(登)方岳”成为大禹巡狩四岳的重要内容。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记载:“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竹书纪年·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大韶即《九韶》,舞《九韶》成为夏启巡狩的主要内容之一。

到了商代,《竹书纪年·殷商成汤》记载:“二十五年,作《大濩乐》。初巡狩,定献令。二十七年,迁九鼎于商邑。”巡狩的主要内容为“定献令”,定献令是指制定国家法律、法规,惩治坏人,使统治者廉政爱民,群众安居乐业。

《竹书纪年·大戊》:“十一年,命巫咸(商代太戊帝之国师)祷(向神求助、求福)于山川。”“祷于山川”即祭祀山川,同大汶口文化时期“望祭泰山”具有相同的内涵。

西周时期,据《尚书·?武成》记载:“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四月)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由此可见,“柴、望”之礼在周初仍在使用,不过不是在“四岳”,而是在西周都城岐山之阳。

《竹书纪年·周武王》记载:“(武王)初狩方岳,诰于沬邑(朝歌古称)。冬,迁九鼎于洛。”

《竹书纪年·成王》记载:“六年,大蒐于岐阳。七年,周公复政于王。”大蒐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大蒐礼取代了岐山之阳的“柴望之礼”。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竹书纪年·成王》记载:“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可见,周成王灭淮夷是在成王四年。据《尚书·周官》记载:“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由此可见,巡狩“四岳”的制度周天子仍在执行,但巡狩的间隔时间发生了变化,有五年一巡狩变为十二年一巡狩。

《竹书纪年·成王》记载:“(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归于宗周,遂正百官,黜丰侯。”周成王巡狩应是按照《尚书·周官》关于“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的礼制进行的。

又据《竹书纪年·成王》记载:“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邑),四夷来宾。”《竹书纪年·夷王》记载:“八年,王有疾,诸侯祈(向神求福)于山川。”《竹书纪年宣王》:“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由此可见,在成王即帝位“二十五年”之后,东都(洛邑)已成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巡狩方岳的制度被“王会诸侯于东都”取代。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周王朝进入春秋时期,嵩山理所当然地成为“天地之中”,故称中岳,从此中国由“四岳”进入“五岳”时代。“五岳”始见于《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史记·封禅书》记载:“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从此,祭祀泰山等“五岳”有了严格的礼制规定,天子巡狩“四岳”演变为天子祭祀“五岳”。

《左传·隐公八年(前715年)》记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隐公“八年(前715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君子讥之。”《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桓王“五年(前715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祭祀)太山田也。”《春秋·桓公元年(前711年)》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桓公元年(前711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由此可见,在鲁隐公至鲁桓公时,有专用于天子祭祀泰山的“邑祊及许田”。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年)》记载:“曹刿谏曰:‘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习之。’”《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天子非展义不巡狩,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境)。”可见,在鲁庄公时期天子适诸侯仍叫巡狩,与巡狩“四岳”相比,巡狩的地点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关于祭祀泰山的礼仪,《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记载:“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春秋·宣公三年(前606年)》记载:“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春秋·成公七年》记载:“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犹三望。”《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晏子春秋》记载:“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瞢者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祭祀),故泰山之神怒也。请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则可’”。可见,望祭是诸侯祭祀泰山的主要形式。

据《论语·季氏旅于泰山》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讥之。”又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元年为前320年辛丑)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者?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之欲行王铮,则勿毁之矣。’”据学者考证此明堂具体指的是泰山西北大津口沙岭村周明堂,泰山周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祭祀泰山时会见诸侯的处所,在齐国境内。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无力再东巡祭祀泰山,而众诸侯又不能居住,因此有人建议捣毁明堂。据泰山学者刘慧先生考证:“从采集的标本看,其文化特征一部分呈东周时期特点,一部分为汉代遗物。由此可见此明堂最迟建于东周而延续至汉。”“泰山周明堂是泰山有文字记载且已被文物调查资料所证实了的最早的宗教性建筑。”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祭祀)驺峄山,颂秦功业。”“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由此可见,周天子登泰山、秦始皇“上邹峄山”、秦二世登泰山、汉武帝“礼登中岳太室”均为祭祀行为,季氏作为陪臣“旅于泰山”显然有违礼制,所以“仲尼讥之”。由此可见,礼登泰山是周天子及秦皇汉武祭祀泰山的专用仪式。

《汉书·郊祀志第五下》记载:神爵元年(前61年),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用腄,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汉书·地理志·第八上》也载:“泰山郡,高帝置。属兗州。……博,有泰山庙(今岱庙前身)。”从此祭祀泰山有了专用的庙宇,即今岱庙。

大汶口遗址因望祭泰山而兴起,“柴、望”之礼发端于大汶口遗址,泰山文化的源头在大汶口遗址。泰山文化大体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以望祭泰山为主要内容的大山崇拜时期——北辛及大汶口时期；以帝王巡狩为主要内容的“四岳”时期——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以帝王祭祀泰山和泰山封禅为主要内容的“五岳”时期——春秋至清代。泰山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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