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祀视野下的栗毓美入祀济宁庙祠

刘广新 高秀丽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号朴园，山西浑源县人。清嘉庆年间以拔贡考授知县，历任知州、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1835-1840年在山东济宁任河道总督。

栗毓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畏权势，体恤民情。他既是一位廉吏，又是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治河专家。栗毓美宦海生涯四十年，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治理黄河,多次受到道光皇帝的褒扬和嘉奖，在官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1840年栗毓美以身殉职于黄河工地，因政绩卓著，治河有功，赐谥“恭勤”，晋太子太保，诰授光禄大夫。并“入祀京师名宦祠及山西乡贤祠，所任府州县请建专祠”。经同光两朝敕封为河神“栗大王”。济宁诸多庙祠祭祀栗公，并专建“栗恭勤公祠”，受到世代人们的景仰。济宁的山山水水，沃野大地留下了栗公的足迹，他的辉煌业绩镌刻在济宁史册。

从治河名臣栗毓美到跻身河神之列栗大王，完成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升华过程。溯其根源，还是栗毓美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这正是纪念他的意义之所在。

明清时期，为督促漕运，运道畅通始终与黄河治理息息相关。清初将治河定为三大国策之一，治黄利运保漕运视为系关皇权安危、国计民生之大事。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在黄河的治理上，当人力无法抗御肆虐的洪水，人们认为只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神的力量才能镇住水患。人们对河神的崇拜，由最初的“河伯”到虚无缥缈的龙王，直至明清，才出现了由贤者真人即治河官员兵丁化身的“大王”、“将军”，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信仰崇拜在文化上的反映，它是水神信仰文化上的一个转型。

河神崇拜是国家祭祀的强化结果

清代是笔记小说蔚为大观的时代，许多文人学士钟情于笔记小说，借以抒发作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诉求。晚清著名洋务派官员、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有多篇河神“大王”显灵的记述。在清代文人笔记里，不过是大同小异其中一个版本。故事中唯一的真实，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员治河成功，为栗毓美修建专祠。

今天的人们谈到这则笔记，相信大王显灵者恐怕没有几人。不过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以水蛇化身的“大王”、“将军”信仰崇拜，在黄运流域产生的巨大影响。明清时期，人们对“大王”、“将军”崇拜信仰是我国民间兴起较晚的信仰。换言之，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现象。朝廷和官员对大王将军诸河神崇敬有加，目的只有一个——保障江南至京师的运输大动脉即京杭大运河的河道畅通无阻，从而保障封建国家大局的稳定。而对于更无保障的下层百姓而言，他们祈祷于大王将军诸河神，则不仅是舟船漕运之安，更多的是自己内心企盼平安富足的渴望，因而在北方地区黄运等河流域到大王将军河神诸庙进行行礼，就不只是朝廷百官、漕运兵丁、船夫舟子，举凡农夫、商贾、工匠乃至妇孺耆瞢都对其顶礼膜拜。”所以说，河神“大王”的崇拜信仰，由于国家和民间相互塑造和影响，而更加深入民心。国家祭祀的不断强化，最终成为国家祭祀的正祀之神。

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它桀骜不驯的性格，也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时而决口，时而改道，在有记载的2500多年的历史上，黄河决口1500余次，大改道26次，颠复七个封建王朝的命运，六次淹没开封古城。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宣统267年，决溢漫口99次，其中嘉道年间17次，咸丰朝以后32次，可以说河患贯穿有清一代之始终。黄河中下游河南、山东、江苏一段是著名黄泛区，更是“三年两决口，处处是险工”。黄河两岸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细数哪家没有亲人葬身洪水。但是，他们就是相信黄河，膜拜黄河，他们信奉黄河里住着黄河大王，无论上自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但凡见到河中水蛇，依其长短、粗细、颜色都能认得清哪是河神“大王”，哪是河神“将军”。“大王爷”就是心中的保护神。所以要建大王庙，用五牲供奉，认为只要讨得“大王爷”欢心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河神“大王”以水蛇形象现身，对官民的心理缓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国家祭祀礼仪中崇信有加，官方祀神求报于“神人互通”的心理与民间无异。由于河患频发，险工迭出，几乎每个险工都会出现“大王”“将军”的身影，国家祭祀推动了民间信仰崇拜的狂热，它对于促进治河的成功更具现实意义。

栗毓美由治河能臣到民间河神的升华

这些所谓的大王将军，有的就是治河有功的官员兵丁化身。人们的狂热崇拜和虔诚的信仰，充分表达了对治河功臣质朴而真实的感情进而感恩戴德。正是这些化身了的“大王”、“将军”，生前同广大兵民抗御洪水堵塞决口。他们在洪水肆虐的生死关头，勇于担当，冲锋在前，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远的不说，距离我们年代最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栗毓美。

栗毓美身为河道总督，官居二品大员，抛筑砖坝时，一马当先，始终与广大兵民奋战抗洪抢险第一线。“每当抛筑砖坝，终日立于浊污泥淖之中。”面对肆虐咆哮的黄河洪水，遇上大雨如注，不分昼夜也要加筑两岸大堤，当砖坝还未压实堤底，“砖坝未稳立于其上”。 栗毓美与兵丁民夫时刻都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可以设想：当年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打着赤脚的二品大员，率兵民抗洪抢险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栗公身为河督，不仅要身体力行，亲临一线，身先士卒，还要作爱民、为民、勤民的榜样，而且在精神上给民以信心，给民以安慰，给民以精神支柱。栗公深知肩负千斤重担，只有齐心协力，一鼓作气筑坝才能成功。

今天当我们翻阅道光帝朱批谕旨，每每看到的是：“稍有延误，重治其罪，决不宽贷。”“朕惟该督是问！”这不仅仅事关个人身败名裂，而系关国家社稷的稳定和百姓的生命保障。栗毓美在与道光帝的奏折中多次表示：“臣所以不恤人言，不辞劳怨，力肩重任，为国帑民生计，不敢为一身一家之利害计也。”栗毓美早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苛可以利国安民，必当身任其责。”“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这就是栗毓美为官司政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栗毓美的思想境界。从中也展示了一个鲜明的道理：“有职则有权，有权则有责，失职即追责。身在其位，即谋其政。”这也是弘扬栗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职权品阶位同封疆大吏的栗毓美，不愧为清代能臣廉吏的楷模。

正是由于栗毓美与广大兵民奋战抗洪第一线，栗公治河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故而才演化为“栗大王”神话形象。由于河神治水信仰的盛行，加上栗公以治河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他日后在民间和帝王心中奉为河神奠定了基础。再则栗毓美去世后，黄河连年决口，这一背景为他成为河神提供契机。1841年黄河于祥符决口，人们联想到栗公生前连续五年“河不为患”、“惟公存澜安，公殁河决”。“面对此情景，人们渴望栗公英灵继续庇护他们，为他们祈福。正是这双重影响下，栗公得以走上神坛，成为人们崇拜的河神。”从栗毓美到“栗大王”完成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升华。这无疑是广大民众对躬耕黄河一代能臣的褒奖和怀念。

栗毓美入祀济宁庙祠

栗毓美在济宁任河道总督，任内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史载：“未署披衣，中宵索烛，几乎寝馈俱忘”。堪称“实心实力，卓为河臣之冠”。清代河道总督每逢“二月二”及黄河安澜霜降之后的九月都要到济宁河神总祠行礼上香。如遇河神大王出现还要举行迎送“大王爷”的仪式。总之河督要经常去河神庙祭祀。在洪灾之时，去河神庙祭祀，以求河神保佑堵坝顺利合龙。《清宣宗实录》就有连续五年栗毓美到河神庙祀谢河神的记载：“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奏报秋汛安澜，命诣河神祀谢，并下部议叙。出力员弁，升叙有差。”黄河连续五年未决口，在驻济河道总督任职史上都是少见的。道光20年即将编修完工的《济宁直隶州志》，将突然辞世但政绩卓著的栗毓美事迹收入志中，并在《州志》中为栗毓美立有1031个字的传略。这在一部浓缩精华的地方志中，所着笔墨之多都是少见的。

依据国家祀典规定，栗公去世后入祀济宁报功祠、河神总祠（大王庙）、金龙四大王庙、龙神庙、栗恭勤公祠。清代入祀地方报功祠，是对官员在某地尽职尽责并作出一定贡献的祠祭形式。有清一代在济宁任职的91位河督中入祀报功祠者23人。而入祀京师名宦祠的河道总督，有清一代仅有5人，栗毓美为其一。

山东济宁位居京杭大运河枢纽地位，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沿岸城市七大商埠之一。从1644年清朝建立，在此设置全国最高水利机关河道总督衙门——总督河道部院署。真正在河务上卓有贡献者不过数人：朱之锡、靳辅、栗毓美等。有清一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两位河督：朱之锡（朱大王）、栗毓美（栗大王）。栗大王是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敕封的最后一位河神。可见栗毓美治河贡献之大，事迹感人之深。栗毓美去世后被封为河神，是对其生前治河功绩的最高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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